这肯定不是又一本为了每年一度的香港书展而出版的书。
去年九月七日，我和阿图（刘进图的朋友都这样叫他）在又一城喝下午茶，当时他告诉我，想给抗争入狱的年轻人写信，每个星期写一篇。这系列会写多久，他自己也不清楚，能写多久就多久吧。第二天，就收到阿图传来第一封信，题为「狱中书简」，之后的每个周末都收到一篇。
在喝下午茶之前的三个星期，法院对「东北发展案」和「公民广场案」都有了判决。原本判处社会服务令的「东北发展案」的十三名示威者，上诉庭的三名法官在八月十五日接纳了律政司就刑期的覆核申请，判处各人即时入狱八至十三个月。两天后，这三名上诉庭法官又接纳律政司就「公民广场案」刑期的覆核申请，原本判处社会服务令的双学三子，现各判处即时入狱六至八个月。两案覆核前后的量刑，落差显然非常巨大，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阿图说想给入狱青年写信，当时我并不特别在意，想是他有话要说，他的时事触觉特强，就借着大众当时所关注的入狱青年发声。写文章对阿图当然不是新鲜事，就算以前没有给入狱青年写过信，这次给入狱青年写几封信就当作是他的另类「香港家书」吧。
然而，几个星期过后，我开始意识到阿图的这个《给下狱青年的信》系列对教会、以至于对社会来说，都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阿图不认识入狱青年，他坦承说：「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只写信给你们，不一并写给其他因参与政治运动而下狱的人，我不懂得回答，最直接的原因是心力不够，原来关心十六个人是这么不容易的事，单是为了记住你们的名字和身世，我把法院判词里的被告人背景资料抄录到手机记事本上，不时打开来看，很惭愧，到现在还没法记住所有人的名字，所以不敢贸然扩大写信範围，但我希望迟些可以。」（二○一七年十月十四日）或许有人会怀疑，阿图是六十后，他既不是社运中人，又不赞成勇武抗争，一个备受尊重的资深传媒人与一群勇武抗争的年轻人，他们之间可以有什么接触点呢？他写的信对在狱中的年轻人可以有什么意义呢？他们会有兴趣看吗？他们会认真思考他的看法吗？
令人惊讶的是，《给下狱青年的信》是从信仰的角度写。入狱青年中或有三两个基督徒，但绝大多数不是，而且公共领域中的绝大多数读者也不是。阿图在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受过严谨的法律专业训练，是香港极少数具有法律硕士的资深传媒人，印象中除了遇袭受伤后在《明报》发表的一系列个人感言中有一些信仰的文字和反省外，他一向都是以拥有法律专业知识的资深传媒人身份在公共领域发表文章。他当然知道宗教和政治都是极为敏感的範畴，而两者纠缠在一起时则更具爆炸性。但他刻意选择从信仰角度给入狱青年写信，并在公众平台上发表，这选择不能不说是一项极为大胆的尝试。效果确实如何，现在或许言之过早，但重要的是，《给下狱青年的信》系列让我们看到一个信仰视角进入公共议题的範例。
阿图为什么要写信给入狱青年呢？入狱青年因为被法院定罪，一般人因此会认为罪有应得，不值得同情。但阿图却不以为然，因为「心系监狱，与被囚者同行⋯⋯坚持向绝境中的囚徒宣扬信望爱」是回应基督的呼唤：「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廿五36下, 40）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当年这样做，阿图自己身为循道人今天自然跟着做，他淡然说，这是「追随会祖传统的份内事，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二○一七年十月廿八日）
阿图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传教，虽然我们不需要排除有入狱青年因为阿图写的信接受信仰的可能性。他似乎也不认为，信仰可以让我们在政治纷争中洞悉上帝究竟站在哪一边，好让我们可以做出合乎上帝心意的政治抉择。他当然知道，在政治光谱的两端，都有广受信众尊重、很有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但这些都不是阿图所关注的，他真正关注的是更重要的社会和灵性问题：在一个撕裂的社会中，强权往往就是道理，然而，我们要怎样才可以不放弃，依然对明天抱持希望，继续为真理作见证，为弱者发声、为公义奋斗、并为和平抗争？我们是否可以不被苦涩的记忆所淹没，什至愿意放下仇恨，多走一里路？这种信有明天的坚持和力量究竟从哪里来？
事实上，这些问题也是阿图自己的问题和挣扎。四年前突然遇袭，使他生命的方向一夜间完全改变，令他感到愤怒和困惑。但不久后他又注意到，他所熟悉的香港社会也在一夜间完全改变。他指出，「悲愤交加，本来并非人生常态，但香港近年不断发生荒谬绝伦、令人悲愤莫名的事情，竟然开始有点习以为常。如何化悲愤为力量？」（二○一八年二月三日）「当我们愈是认识这个社会，我们便愈察觉它的荒谬和丑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残酷的现实？对于有信仰的人，我们更会追问，为何上帝容许人类如此败坏？」（二○一八年一月十三日）去年年底立法会修订议事规则后，阿图写了一篇极为消沉、题为「黑夜天使」的信：「香港的政局发展令许多年轻人感到压抑挫败，感到灰心无力，感到失望什至绝望，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不会因为股市升穿三万点便消失。许多有信仰支撑的年轻人也在问：人生旅途上为何不断出现这样灰暗的时刻？在漆黑隧道的尽头，是否真的会找到光亮？在漫长的黑夜中，凭什么摸索前行？这些真实而迫切的问题，勾起我许多沉重的思绪，令我久久无法下笔写完这封信。」（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可幸的是，这四年来在治疗和康复期间，陪伴着阿图的是「大量的书，许多是和信仰、苦难、时代等有关的神学书籍。⋯⋯（阿图）看了大量的神学书籍，是没有计划、没有目的地看，不用考试，不用交功课。」（二○一八年三月十七日）借着持续的阅读和反覆的思想，阿图自己真正体验到信仰在死荫幽谷中的意义，生命经历到另一层次的更新。信仰的神学反思和探索让他最终因祸得福，可以说再一次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阿图同时在抗争的青年身上看到类似的信仰提升生命的经历：「周永康借佛学寻找超脱，黄浩铭在基督信仰中支取力量。」当人无可避免地必须直面人性的扭曲和群体的撕裂真相时，心灵难免躁动。但躁动「就像一个漩涡，会把人的精力耗尽，如何让心灵超越躁动，在狂风暴雨中重拾平静安稳，是每一个回应时代召唤走上社会前线的人都面对的难题。」阿图进而指出，人「如果没有一套赖以安身立命的信念，很容易被时代的风浪淹没。」（二○一七年十二月九日）个人如是，群体亦然，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好例子。犹太人两千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己的民族身分和宗教信仰」，虽然国破家亡、散居世界各地，但仍然「不被同化不被吸收，在多次的大逼迫和大屠杀下，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一八年四月廿一日）因此，阿图在这一系列中不厌其烦地不断与年轻人谈论信仰和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阿图在这系列中没有试图说教、没有强行推销（hard sell），他并没有站在道德、法律或宗教的高地对年轻人说话。他选择从信仰的角度去看自己所身处的社会，并在其中发出基督信仰的声音。他多年来凭借专业和经验去分析问题、评估理据、并找出最适当答案，然而，他现在知道，这些都已经不管用了。辗转无法入眠之时，阿图做了这样一个谦卑的祷告：「亲爱的主，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不公义的事情一再发生，令人伤心、愤怒、难过、失望，但我仍确信祢是掌管世界、介入人类历史的上帝，祢会借审判伸张公义，借救赎彰显慈爱，求祢施恩怜悯，以爱包围我们，让我们内心恢复平静，让我们有信心和勇气继续前行，让我们今晚安然入睡。」（二○一八年二月三日）阿图分享的是他自己，他的悲愤和挣扎，他的祷告和重新得力，简单来说，这是一个破碎生命的信仰挣扎和经历。人原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专业和经验固然重要，但信仰也是组成这个人的重要元素，什至是最重要的元素。事实上，如果要真正认识一个人和他的思想，怎么可以不尝试去理解他的信仰呢？
认识阿图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着重逻辑思考、喜欢查考探究、非常理性、左脑发达的人。但信仰的挣扎和反省让他逐渐体会到怜悯和饶恕对生命成长的重要性，不仅是加害者需要被怜悯和被饶恕，受害者更需要在怜悯和饶恕中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过去我相信和平理性非暴力，主要出于对道德原则的坚持，以及要争取社会大多数人认同的策略考虑。如今，我对和理非的执着，源于我对自己身体与心灵的脆弱有深刻的认识，以及对十字架废掉冤仇的大能有真切的体会。我盼望有一天，你们渡过短暂的牢狱岁月后，也能经历这转化与超越。」（二○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阿图看了很多的神学书籍，不少是全时间修读了三年、五年神学的人也未必听过、看过的。他从未正式在神学院修读神学课程，但这又何妨？重要的是，神学对于阿图来说，不仅是信仰寻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更是信仰寻求沟通（faith seeking communication），以及信仰寻求行动（faith seeking action）。依我看来，这才是真正整全与整合（wholistic and integrative）的神学教育和学习。
我很高兴看到阿图《给下狱青年的信》系列的四十封信现在结集成书。虽然这系列是给入狱青年写的信，但事实上也是写给这一代年轻人的信。我希望这系列可以启发基督徒做更多不同的尝试，鼓励信徒把信仰的声音带入公共领域，把信仰的盼望带给在黑暗中仍然坚持不愿意放弃的年轻人。
江丕盛
二○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