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肯定不是又一本為了每年一度的香港書展而出版的書。
去年九月七日，我和阿圖（劉進圖的朋友都這樣叫他）在又一城喝下午茶，當時他告訴我，想給抗爭入獄的年輕人寫信，每個星期寫一篇。這系列會寫多久，他自己也不清楚，能寫多久就多久吧。第二天，就收到阿圖傳來第一封信，題為「獄中書簡」，之後的每個週末都收到一篇。
在喝下午茶之前的三個星期，法院對「東北發展案」和「公民廣場案」都有了判決。原本判處社會服務令的「東北發展案」的十三名示威者，上訴庭的三名法官在八月十五日接納了律政司就刑期的覆核申請，判處各人即時入獄八至十三個月。兩天後，這三名上訴庭法官又接納律政司就「公民廣場案」刑期的覆核申請，原本判處社會服務令的雙學三子，現各判處即時入獄六至八個月。兩案覆核前後的量刑，落差顯然非常巨大，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和爭議。
阿圖說想給入獄青年寫信，當時我並不特別在意，想是他有話要說，他的時事觸覺特強，就藉著大眾當時所關注的入獄青年發聲。寫文章對阿圖當然不是新鮮事，就算以前沒有給入獄青年寫過信，這次給入獄青年寫幾封信就當作是他的另類「香港家書」吧。
然而，幾個星期過後，我開始意識到阿圖的這個《給下獄青年的信》系列對教會、以至於對社會來說，都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
阿圖不認識入獄青年，他坦承說：「有朋友問我，為甚麼只寫信給你們，不一併寫給其他因參與政治運動而下獄的人，我不懂得回答，最直接的原因是心力不夠，原來關心十六個人是這麼不容易的事，單是為了記住你們的名字和身世，我把法院判詞裡的被告人背景資料抄錄到手機記事本上，不時打開來看，很慚愧，到現在還沒法記住所有人的名字，所以不敢貿然擴大寫信範圍，但我希望遲些可以。」（二○一七年十月十四日）或許有人會懷疑，阿圖是六十後，他既不是社運中人，又不贊成勇武抗爭，一個備受尊重的資深傳媒人與一群勇武抗爭的年輕人，他們之間可以有甚麼接觸點呢？他寫的信對在獄中的年輕人可以有甚麼意義呢？他們會有興趣看嗎？他們會認真思考他的看法嗎？
令人驚訝的是，《給下獄青年的信》是從信仰的角度寫。入獄青年中或有三兩個基督徒，但絕大多數不是，而且公共領域中的絕大多數讀者也不是。阿圖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受過嚴謹的法律專業訓練，是香港極少數具有法律碩士的資深傳媒人，印象中除了遇襲受傷後在《明報》發表的一系列個人感言中有一些信仰的文字和反省外，他一向都是以擁有法律專業知識的資深傳媒人身份在公共領域發表文章。他當然知道宗教和政治都是極為敏感的範疇，而兩者糾纏在一起時則更具爆炸性。但他刻意選擇從信仰角度給入獄青年寫信，並在公眾平台上發表，這選擇不能不說是一項極為大膽的嘗試。效果確實如何，現在或許言之過早，但重要的是，《給下獄青年的信》系列讓我們看到一個信仰視角進入公共議題的範例。
阿圖為甚麼要寫信給入獄青年呢？入獄青年因為被法院定罪，一般人因此會認為罪有應得，不值得同情。但阿圖卻不以為然，因為「心繫監獄，與被囚者同行⋯⋯堅持向絕境中的囚徒宣揚信望愛」是回應基督的呼喚：「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廿五36下, 40）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當年這樣做，阿圖自己身為循道人今天自然跟著做，他淡然說，這是「追隨會祖傳統的份內事，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的地方。」（二○一七年十月廿八日）
阿圖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傳教，雖然我們不需要排除有入獄青年因為阿圖寫的信接受信仰的可能性。他似乎也不認為，信仰可以讓我們在政治紛爭中洞悉上帝究竟站在哪一邊，好讓我們可以做出合乎上帝心意的政治抉擇。他當然知道，在政治光譜的兩端，都有廣受信眾尊重、很有影響力的教會領袖。但這些都不是阿圖所關注的，他真正關注的是更重要的社會和靈性問題：在一個撕裂的社會中，強權往往就是道理，然而，我們要怎樣才可以不放棄，依然對明天抱持希望，繼續為真理作見證，為弱者發聲、為公義奮鬥、並為和平抗爭？我們是否可以不被苦澀的記憶所淹沒，甚至願意放下仇恨，多走一里路？這種信有明天的堅持和力量究竟從哪裡來？
事實上，這些問題也是阿圖自己的問題和掙扎。四年前突然遇襲，使他生命的方向一夜間完全改變，令他感到憤怒和困惑。但不久後他又注意到，他所熟悉的香港社會也在一夜間完全改變。他指出，「悲憤交加，本來並非人生常態，但香港近年不斷發生荒謬絕倫、令人悲憤莫名的事情，竟然開始有點習以為常。如何化悲憤為力量？」（二○一八年二月三日）「當我們愈是認識這個社會，我們便愈察覺它的荒謬和醜陋。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殘酷的現實？對於有信仰的人，我們更會追問，為何上帝容許人類如此敗壞？」（二○一八年一月十三日）去年年底立法會修訂議事規則後，阿圖寫了一篇極為消沉、題為「黑夜天使」的信：「香港的政局發展令許多年輕人感到壓抑挫敗，感到灰心無力，感到失望甚至絕望，這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不會因為股市升穿三萬點便消失。許多有信仰支撐的年輕人也在問：人生旅途上為何不斷出現這樣灰暗的時刻？在漆黑隧道的盡頭，是否真的會找到光亮？在漫長的黑夜中，憑甚麼摸索前行？這些真實而迫切的問題，勾起我許多沉重的思緒，令我久久無法下筆寫完這封信。」（二○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可幸的是，這四年來在治療和康復期間，陪伴著阿圖的是「大量的書，許多是和信仰、苦難、時代等有關的神學書籍。⋯⋯（阿圖）看了大量的神學書籍，是沒有計劃、沒有目的地看，不用考試，不用交功課。」（二○一八年三月十七日）藉著持續的閱讀和反覆的思想，阿圖自己真正體驗到信仰在死蔭幽谷中的意義，生命經歷到另一層次的更新。信仰的神學反思和探索讓他最終因禍得福，可以說再一次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阿圖同時在抗爭的青年身上看到類似的信仰提昇生命的經歷：「周永康藉佛學尋找超脫，黃浩銘在基督信仰中支取力量。」當人無可避免地必須直面人性的扭曲和群體的撕裂真相時，心靈難免躁動。但躁動「就像一個漩渦，會把人的精力耗盡，如何讓心靈超越躁動，在狂風暴雨中重拾平靜安穩，是每一個回應時代召喚走上社會前線的人都面對的難題。」阿圖進而指出，人「如果沒有一套賴以安身立命的信念，很容易被時代的風浪淹沒。」（二○一七年十二月九日）個人如是，群體亦然，猶太民族的歷史就是一個好例子。猶太人兩千多年來「一直堅持自己的民族身分和宗教信仰」，雖然國破家亡、散居世界各地，但仍然「不被同化不被吸收，在多次的大逼迫和大屠殺下，仍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二○一八年四月廿一日）因此，阿圖在這一系列中不厭其煩地不斷與年輕人談論信仰和理念。
值得注意的是，阿圖在這系列中沒有試圖說教、沒有強行推銷（hard sell），他並沒有站在道德、法律或宗教的高地對年輕人說話。他選擇從信仰的角度去看自己所身處的社會，並在其中發出基督信仰的聲音。他多年來憑藉專業和經驗去分析問題、評估理據、並找出最適當答案，然而，他現在知道，這些都已經不管用了。輾轉無法入眠之時，阿圖做了這樣一個謙卑的禱告：「親愛的主，在這彎曲悖謬的時代，不公義的事情一再發生，令人傷心、憤怒、難過、失望，但我仍確信祢是掌管世界、介入人類歷史的上帝，祢會藉審判伸張公義，藉救贖彰顯慈愛，求祢施恩憐憫，以愛包圍我們，讓我們內心恢復平靜，讓我們有信心和勇氣繼續前行，讓我們今晚安然入睡。」（二○一八年二月三日）阿圖分享的是他自己，他的悲憤和掙扎，他的禱告和重新得力，簡單來說，這是一個破碎生命的信仰掙扎和經歷。人原來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專業和經驗固然重要，但信仰也是組成這個人的重要元素，甚至是最重要的元素。事實上，如果要真正認識一個人和他的思想，怎麼可以不嘗試去理解他的信仰呢？
認識阿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著重邏輯思考、喜歡查考探究、非常理性、左腦發達的人。但信仰的掙扎和反省讓他逐漸體會到憐憫和饒恕對生命成長的重要性，不僅是加害者需要被憐憫和被饒恕，受害者更需要在憐憫和饒恕中得到真正的釋放和自由：「過去我相信和平理性非暴力，主要出於對道德原則的堅持，以及要爭取社會大多數人認同的策略考慮。如今，我對和理非的執著，源於我對自己身體與心靈的脆弱有深刻的認識，以及對十字架廢掉冤仇的大能有真切的體會。我盼望有一天，你們渡過短暫的牢獄歲月後，也能經歷這轉化與超越。」（二○一七年十一月十日）
阿圖看了很多的神學書籍，不少是全時間修讀了三年、五年神學的人也未必聽過、看過的。他從未正式在神學院修讀神學課程，但這又何妨？重要的是，神學對於阿圖來說，不僅是信仰尋求理解（faith seeking understanding），更是信仰尋求溝通（faith seeking communication），以及信仰尋求行動（faith seeking action）。依我看來，這才是真正整全與整合（wholistic and integrative）的神學教育和學習。
我很高興看到阿圖《給下獄青年的信》系列的四十封信現在結集成書。雖然這系列是給入獄青年寫的信，但事實上也是寫給這一代年輕人的信。我希望這系列可以啟發基督徒做更多不同的嘗試，鼓勵信徒把信仰的聲音帶入公共領域，把信仰的盼望帶給在黑暗中仍然堅持不願意放棄的年輕人。
江丕盛
二○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