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事隔二十年再次成为世界盃冠军，笔者也趁机谈一下当地文化。英国历史学家柏克（Peter Burke）在研究喜爱表现自己的「太阳王」路易十四（1638-1715）的过程中，发现当时不少批评者称他的管治作风为"divertir"（divertissement）。这个法语词汇具双重意义：一是「娱乐」，二是「转移注意」，意在讽刺路易十四用庆典和表演转移臣民的注意，使他们无暇思想政权的问题。

几个乱入的「球迷」之诉求

决赛上演法国对克罗地亚的大战，途中出现了一个众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几位穿上警察制服的「球迷」，在克罗地亚一次快攻下突然走入球场。未几，俄罗斯乐团Pussy Riot在网络发放片段承认责任，并指行动是为了引起外界关注俄罗斯人权状况。于是，我们才惊觉自己的视线原来被转移了。在世界盃的狂欢气氛之下，众人都遗忘了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东西。

试问，法国最后赢了世界盃又如何？就算你是法国人，一般国民其实并无任何裨益。如果你不是法国人，又非克罗地亚人，只是一名平凡的观众，决赛除了让人们有一时的快感或失落，最多就是在赌波的範畴上赢了点散钱。真正的赢家乃政客、赞助商、球员和国际足协（FIFA）而已。政客能表演自己的爱国心，顺道让国民暂时忘记执政者的失策、赞助商从消费者的银包中赚取大量金钱、球员借赛事提升知名度、FIFA因为转卖各地的转播权而「发过猪头」……但试问，平民百姓能从滴漏（trickle-down）经济中分享到多少利益？酒吧会否因为盃赛期间多了生意而增加侍应的人工？球衣制造商会否因为国家队波衫大卖就优待工人？兴建球场时的工业意外又有多少人留意？于是，我们沦作鸦片主义者。

大批法国球迷在国家队夺冠后拥上具帝国象征意义的巴黎凯旋门附近庆祝，当中涵义值得细嚼。（图片由笔者提供）

从帝国的视野中解放

曾经威风一时的罗马帝国也重娱乐。那是一个贫富悬殊极为严重的年代，却又是充斥娱乐的帝国。各大城市都有形形色色的娱乐设施，让人赞叹帝国辉煌的同时，忽视背后种种的不公义。就像一八○至一九二年在位的罗马皇帝康茂德（Commodus）为例，他对通俗的娱乐十分着迷，经常在竞技场进行表演。群众继而把场地挤得水洩不通，先观赏罪犯如何把从印度和埃塞俄比亚的珍贵野兽一一杀死，再看看自己的皇帝与扮演敌人者格斗。人们聚焦场上的表演，享受鲜血和叫喊带来的快感，对生命应有的尊严则置诸不理。

纵观新约书信的受众，正正是活在这个帝国的基督徒。从耶稣到保罗，以及其他信徒的领袖，强调的是一种另类的政治诠释。他们都意图揭露帝国叙事的虚幻，希冀属神的人把视野校正过来。犹太人引以为傲的圣殿与律法，或是罗马臣民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和荣耀感，都遮掩了上主所关心的事情，就是被边缘的、被剥削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其实是对抗帝国的宣告。天国与帝国不同，它并不建基于不义和麻醉之上。只有悔改，才能看穿帝国的把戏。

「帝国」在二战后成为了贬义词，但从经济学家皮凯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到历史学家德里克（Arif Dirlik）的遗作《殖民之后？：臺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以及能剖开人心的圣言（来四12）都向我们揭示，即使是看似高举人权的今日，帝国从没消失。在全球化下，帝国也许不再是以民族国家或专政的形式运作，也可能以跨国界和民主制度来剥削平民；无论如何，它们只是透过种种的化妆术来粉饰自己不义。可怕的是，当网民看见克罗地亚因为人权这种「小事」痛失入球机会而「义愤填膺」之际，我们看见了帝国的威力，它成功说服了臣民接受了自己的价值观——在国家荣誉和个人情感面前，别人的痛苦算不得什么。作为今日生于帝国的天国子民，又应如何展现基督的国度？两年后的东京奥运转眼就到，但日本东北灾区的重建遥遥无期，我们又会否继续视若无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