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事隔二十年再次成為世界盃冠軍，筆者也趁機談一下當地文化。英國歷史學家柏克（Peter Burke）在研究喜愛表現自己的「太陽王」路易十四（1638-1715）的過程中，發現當時不少批評者稱他的管治作風為"divertir"（divertissement）。這個法語詞彙具雙重意義：一是「娛樂」，二是「轉移注意」，意在諷刺路易十四用慶典和表演轉移臣民的注意，使他們無暇思想政權的問題。

幾個亂入的「球迷」之訴求

決賽上演法國對克羅地亞的大戰，途中出現了一個眾人意想不到的場景：幾位穿上警察制服的「球迷」，在克羅地亞一次快攻下突然走入球場。未幾，俄羅斯樂團Pussy Riot在網絡發放片段承認責任，並指行動是為了引起外界關注俄羅斯人權狀況。於是，我們才驚覺自己的視線原來被轉移了。在世界盃的狂歡氣氛之下，眾人都遺忘了更重要、更有價值的東西。

試問，法國最後贏了世界盃又如何？就算你是法國人，一般國民其實並無任何裨益。如果你不是法國人，又非克羅地亞人，只是一名平凡的觀眾，決賽除了讓人們有一時的快感或失落，最多就是在賭波的範疇上贏了點散錢。真正的贏家乃政客、贊助商、球員和國際足協（FIFA）而已。政客能表演自己的愛國心，順道讓國民暫時忘記執政者的失策、贊助商從消費者的銀包中賺取大量金錢、球員借賽事提升知名度、FIFA因為轉賣各地的轉播權而「發過豬頭」……但試問，平民百姓能從滴漏（trickle-down）經濟中分享到多少利益？酒吧會否因為盃賽期間多了生意而增加侍應的人工？球衣製造商會否因為國家隊波衫大賣就優待工人？興建球場時的工業意外又有多少人留意？於是，我們淪作鴉片主義者。

大批法國球迷在國家隊奪冠後擁上具帝國象徵意義的巴黎凱旋門附近慶祝，當中涵義值得細嚼。（圖片由筆者提供）

從帝國的視野中解放

曾經威風一時的羅馬帝國也重娛樂。那是一個貧富懸殊極為嚴重的年代，卻又是充斥娛樂的帝國。各大城市都有形形色色的娛樂設施，讓人讚歎帝國輝煌的同時，忽視背後種種的不公義。就像一八○至一九二年在位的羅馬皇帝康茂德（Commodus）為例，他對通俗的娛樂十分著迷，經常在競技場進行表演。群眾繼而把場地擠得水洩不通，先觀賞罪犯如何把從印度和埃塞俄比亞的珍貴野獸一一殺死，再看看自己的皇帝與扮演敵人者格鬥。人們聚焦場上的表演，享受鮮血和叫喊帶來的快感，對生命應有的尊嚴則置諸不理。

縱觀新約書信的受眾，正正是活在這個帝國的基督徒。從耶穌到保羅，以及其他信徒的領袖，強調的是一種另類的政治詮釋。他們都意圖揭露帝國敘事的虛幻，希冀屬神的人把視野校正過來。猶太人引以為傲的聖殿與律法，或是羅馬臣民樂在其中的生活方式和榮耀感，都遮掩了上主所關心的事情，就是被邊緣的、被剝削的。「天國近了，你們要悔改」，其實是對抗帝國的宣告。天國與帝國不同，它並不建基於不義和麻醉之上。只有悔改，才能看穿帝國的把戲。

「帝國」在二戰後成為了貶義詞，但從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到歷史學家德里克（Arif Dirlik）的遺作《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以及能剖開人心的聖言（來四12）都向我們揭示，即使是看似高舉人權的今日，帝國從沒消失。在全球化下，帝國也許不再是以民族國家或專政的形式運作，也可能以跨國界和民主制度來剝削平民；無論如何，它們只是透過種種的化妝術來粉飾自己不義。可怕的是，當網民看見克羅地亞因為人權這種「小事」痛失入球機會而「義憤填膺」之際，我們看見了帝國的威力，它成功說服了臣民接受了自己的價值觀——在國家榮譽和個人情感面前，別人的痛苦算不得甚麼。作為今日生於帝國的天國子民，又應如何展現基督的國度？兩年後的東京奧運轉眼就到，但日本東北災區的重建遙遙無期，我們又會否繼續視若無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