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防治性侵犯，始于认识性侵犯行为的本质
自从四月有受害人向传媒披露曾在圣公会内遭性侵犯的事件以来，「圣法兰西斯行动」不但感到痛心，也在思想我们作为教会一员，在防止和处理性侵犯的事上当有的责任。我们积极思考信徒群体在将来若遇到性侵及性骚扰投诉，如何能作更好的应对。教友当中，特别是青少年团契及儿童主日学导师，固然关心团友，但若面对性骚扰、性侵犯等处境中的危机，我们却未必有相关的知识回应他们的困扰。
为此，我们留意到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性别公义促进小组，不但曾建议教会订立处理性骚扰的机制，而且在他们的网页上也有牧养资讯1，让信徒可以从专业人士的经验，了解性侵犯行为的本质，亦能结合牧养的考虑和教会内的情况，知道合宜的处理方法。
其中两篇文章〈辅导性骚扰受害人的忌讳〉及〈牧养角度与性骚扰〉的作者赵丽雯博士，正是圣公会慈光堂教友，也是为我们所认识的李耀强师母。联络之下，才知道赵博士不单对于性侵受害人、性沉溺、成瘾行为及家庭暴力的辅导尤有经验；也在神学院及社福界提供危机辅导教育时尤其关注曾遭性骚扰和性侵犯的辅导训练。她在二○○八至二○一五年曾任香港基督教协进会性别公义促进小组的秘书，也在倡议制定防治性骚扰政策期间代表小组撰写上述文章，她的个人着作也不乏有关的资料。因此圣法兰西斯行动特别邀约赵博士访问，希望能让教友更了解性侵犯及性骚扰课题，认识如何预防及处理性侵犯及性骚扰。
一直以来，即使是社署公布的性侵犯及性骚扰新报个案，也只是冰山一角，因为有些受害人未必上报。同样，教会亦难有实质统计数字。在赵博士的辅导工作中，很多受害者会反被指为太敏感；面对言语侵犯，「受害人可装作听不见」的回应尤为普遍。
另一种对受害人的质疑，在于他们当时有否清楚表达自己的反感。赵博士接触的个案中，遭陌生人性侵犯的受害人都有即时以言语或挣扎表示不情愿。可是在相熟关系中的性侵犯，受害人有没有当场表达不愿意，乃要取决于他的自信心、权力关系是否均等的考虑。例如：在教会内，如果出现教父母侵犯教子女的行为，教子女在表达反感或考虑举报时，便要担心失去原有关系、影响友侪关系、破坏父母与教父母的关系、影响教父母在教内地位等多重考虑。所以，凡是友邻侵犯，都不能推说受害人没有当场拒绝就等于同意，更不应追究受害人为何经历多次侵犯后才决定求助。接受赵博士辅导的受害人，往往是十多岁时已遭性侵犯，但到了三、四十岁才开始求助，什至决定追究从前不追究的事件。无论是因为受害人发现自己终于有能力面对，还是因为受害人发现自己仍然被当日的事件缠绕，能面对事件和接受辅导都是当事人个别的成长历程。
与其探究受害人当时有否拒绝，我们更应强调：侵害者才是整个行为的启动者，而受害人只是被动；若侵害者提出有权力、有胁迫性的冒犯，无论言语或行动等任何途径，也是侵犯受害人对身体和性关系的自主。只要受害人心中不同意该接触，已属于性骚扰什至性侵犯。更什，一些性侵者明明看见受害人抗拒，却会误解或曲解为「欲拒还迎」，以增加情趣与刺激性。若将受害人拒绝的反应重新包装、扭曲、归咎于受害人，都对受害人造成「二度创伤」。
至于性侵行为是否爱慕的不当表现，赵博士指出在一般亲属或友邻侵犯个案中，二人未必有恋爱关系，或可能是尚未确定的暧昧过程中，也有部份是基于冲动而侵犯没有爱情关系的人。即使是平日有爱情关系，如夫妻或恋人之间，若在对方不愿意什至反抗下进行与性有关的任何举动，那一次也算是性侵犯。
解惑之一：谁会是受害人？
不少教友对于有异性恋家庭的人会侵犯同性感到不解，以为异性恋者只会侵犯异性，同性恋者才会侵犯同性。部份人也以侵犯者有正常异性配偶为由，倾向质疑同性性侵的指控。
对于教友感觉受害人多是单身人士什至被孤立者，赵博士认为这未必有数据支持。单身人士虽然有较多独自时间閒在教会、未有亲密关系的对象、事发前常有暇与侵犯者相处，但都不等如他们会向往与这位倾谈对象发展亲密关系。他们毋须因为生活习惯和在教会的参与，而为受侵犯的危机负上责任。
解惑之二：当事人的挣扎与心灵需要
在教会内的相处，除言语外我们也会以身体接触来表达关怀。有些身体接触，即使没有触及性器官，但也可能使被接触者感到不安。有时被关心者也有疑惑，不肯定这样的接触是否属于不当。
对此，赵博士提醒我们性骚扰的定义：如果一个人在被关心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尊严、身体或性形象被冒犯，就可能构成性骚扰。即使当事人曾旁观或听闻骚扰者对其他人也作出同样的言行而未被投诉，或当事人年幼时曾受同一位或其他人作出类似的性骚扰而没有投诉，这不代表此时此刻仍要哑忍万一骚扰者是自己敬重、或在教会内德高望重的人。当事人面对骚扰者既享有威望又与性失德两者之间容易出现矛盾，也生怕作出投诉时会被同僚亲信排斥。
即使受害人确知该行为构成性骚扰什至性侵犯，要决定申诉亦困难重重。在赵博士的临床经验中，受害人是否愿意指证，往往取决于他／她的知识水平、是否有勇气面对对立关系、他／她是否明白始作俑者是侵害人，所以举报并不会破损受害人自身的形象，反而有助制止侵犯者加害其他人。在教会内的性侵受害人面对的压力更大；一些基督徒受害人会以为申诉等如不爱对方或爱心不够、是自己的属灵生命有问题所以未能宽恕和怜悯对方、或以为申诉只为追讨自己的公平公义、累及侵犯者失去教内地位及前程尽毁。未有其他人的声音前，受害人已经「先打自己十巴掌」。这都反映教会群体滥用爱、曲解爱、什至惯常释经有偏差。例如：在旧约中亚伯拉罕、撒拉和夏甲，和新约中耶稣接触井旁妇人的故事，我们习惯只聚焦在自主的角色上，却少留意夏甲和井旁妇人因身体不自主而形成的心灵创伤和社群隔阂。上帝展现的爱却是保护夏甲、祝福以实马利；耶稣展现的爱却是打破世俗的藩篱。教会积习的文化习惯与圣道蕴含的真理原则，有时未尽相同。
我们留意到当侵犯者是教内地位较高的长辈，如牧者、教父母、导师等，受害人更会为举报的决定而挣扎。受害人虽对侵害行为反感，却可能对侵害者整体有好感、什至仍保留尊敬及感恩之情。尤其在教会内成长的年轻人，都会记得过去受着属灵教导者的属灵关顾、生活指导或实务支援。
了解受害人的挣扎后，赵博士认为教会更应反省和教导何谓真正的爱。牧者、教父母和导师除了代表属灵权威以外，也有仆人身份，受上帝所托牧养群羊，包括保护教友。我们不应将上帝的仆人看成「无上权威」，容让他们利用地位侵扰他人。受害人须理解：姑息养奸只会害了侵害者，使他们不能及早悔改；表里不一如披羊皮的狼，是病态、也是痛苦的。受害人举报不是为了宣扬侵犯者的丑态，而是为了帮助这人面对自己并重新成为表里一致的人。同理，若群体已知道有关行为却仍让侵犯者连番犯错，整个群体也要对此负上责任。
至此，笔者特别希望赵博士的信息和信念，能够让教内性侵犯的受害人不用再有「举报等如出卖恩师、恩将仇报」的自责。
教会内受害人的举报考虑也会包括：明知大部份教友对领袖的道德标准极具期望，举报会引起较大牵连，受害人可能会为自己眼中的群体好处而放弃举报。赵博士认识不少同类遭遇的女孩子被生父性侵犯，担心举报会引致父母离婚、手足失去爸爸、自己亦失去这位养妻活儿、关心家人的好爸爸，因而一直隐藏事件，有些更患上严重抑郁，且难以信任他人。就此，我们要明白：群体中的其他人与侵犯者的关系，本来就是他们之间的事；对教会领袖的信任，本应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上。这些信任关系都会被侵犯者的错误行为所破坏。受害人没可能要牺牲身体的尊严、性的尊严和自我形象，来成就和维持他人对侵犯者的信任关系。
赵博士更提醒我们，以群体好处、大局为重的受害人也应举报性侵犯。以近期香港体育界性侵的事件为例，大众不能只着眼于那位七十多岁的老教练面对审讯的压力，也要关注年轻女运动员的尊严。个别受害人决定举报，鼓励了更多受侵运动员有勇气发声；即使同一位教练已届老年不能再侵犯更多人，倡议发声的文化和对案中教练的制裁，也会阻吓体育界其他滥用权力侵犯女学生的人。如此预防性侵犯，才是群体的好处。
解惑之三：群体该如何聆听？
当受害人决心要处理，例如：在教会中提出申诉或报警，都要面对群体加诸的压力。赵博士认为华人教会对性、身体、关系的圣经教导都不够普及，教会群体内对性的理解仍有不少偏差；例如：仍有基督徒会反指当事人穿得暴露，以为穿得密实就不会有问题。又有人会认为是受害人报警的决定让侵犯者声誉及前途尽毁。实情是无论是因一时冲动、或滥用地位和关心手段而作出侵犯行为，侵犯者当然要自己的行为负上责任。
教友或者担心，正式申诉或报警后的调查程序会让受害人承受更大压力，或让其他教友猜到受害人的身份。对此，赵博士以风雨兰的一站式服务作为例子，指出知情教友的陪伴、并鼓励受害人在申诉或报警的同时寻求辅导、心灵上的梳理和治疗，对受害人都十分重要。现今法院的安排能让受害人的身份保密，警方也不会在未经足够调查前披露嫌疑者身份。同样，教会的内部调查也要严守保密协议，并教育不知情的教友不应猜度涉事双方的身份。
在教会群体内，受害人身边的教友也可能有多重困扰，例如：疑惑自己是否也有受侵犯、因知情而与所尊敬的领袖关系破裂等等。教内的处理机制也应包括他们，让知情而受困扰的教友互相支持、祷告，什至在小群体中得到治疗。
笔者听闻在教会内，有人告诉肢体自己被教会的长辈性骚扰后，才发现原来其他教友对该名侵犯者的行为早有听闻，却从未严正处理，反而回应受害人早应保护自己及与侵害者保持距离。对此经验，赵博士认为知情教友的处理手法尚有可改善的空间。因为这代表该次的性侵犯有可能避免，但受害人却被排挤在知情圈以外而没有防範，还要被归咎为「蠢」。被领袖侵犯后还要失去群体中的朋友，有如落井下石，是进一步的创伤。
因此，若同一侵害者的行为已经到了多名教友风闻事件的地步，群体成员必须严正处理。在青少年的群体，若有累积个案投诉同一人，上级或其他导师有责任商议该人是否适合留在事奉岗位。群体领袖应在不公开身份的情况下鼓励所有人保护自己，对不当的身体接触表达抗拒、并鼓励教友向上级如牧师或主教申诉。与此同时，群体领袖必须调查事件的真确性，以防流言只是无事实根据的抹黑。例如：当团契或青少年导师接收到传言、请导师劝团友小心某人，导师可回溯传言的来源，并集合受害人，具名向上级申诉。导师可先让受害人认识申诉渠道，若受害人不愿申诉，导师不用怂恿，但要让受害人知道不处理的后果。性骚扰的民事追溯期在平机会是十二个月，在警方是廿四个月；刑事如非礼、强奸则没有追溯期限。教会领袖可以提醒受害人：在未调查前广泛散布消息未必有助处理事件，但教会领袖也不能阻止或操控受害人的做法。
若最后未有受害人具名作供，群体领袖也可以聚集，与被投诉者会面，让被投诉者知道教友之间的广泛流言和对其失去信任，这种会面也能收警告或提醒之效。若不经调查，却让耳语流传，以为可以合领袖或导师之力监视被投诉者和保护教友；结果领袖既不可能全时间监视该人、也没监视的权力；这种监视对被投诉者也是更大的冒犯。
解惑之四：教会制定防治性骚扰政策利多于弊？
目前，平机会可处理民事程度的性骚扰，若涉刑事成份如非礼和强奸则可报警。协进会倡议所有教会及教会属下的学校及服务单位都发展适合机构的处理机制，确保有渠道上呈及调查事件。机制内的成员须接受训练，了解处理的原则、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权益，并严守保密协议。在皇上皇的案例2，雇主须为同事遭性骚扰的事件受罚；显示机构有责任保护各级同事、受服务者和提供服务者。
机制包括受害人的身份保密。若受害人不愿作证却只在群体中发放消息，群体或会指摘上层不处理，但这是次序出错。对于有机构要受害人必须作书面投诉才开展调查，赵博士认为有商榷馀地。书面投诉虽重要，但受害人可能受情绪和知识影响而难以完整写下事件经过，只接受书面投诉便等同妨碍申诉。因此，教会领袖或机制成员面对申诉的第一步应始于聆听，及后可安排受害人作口头申诉，提供具体资料包括时间、地点、行为和侵犯者的身份，并代为书面纪录。申诉的内容可以包括其他曾对受害人作「一早知有此侵犯者」之类的回应，让上层循此方向继续调查。
调查期间，机构可以先改变二人的工作或聚会环境以减少双方接触，也可规劝被投诉者不要再与人单独相处。调任不等如处分，只是调查期间的暂时处理，也是一个宣告：上层已经决定保护投诉人，投诉人不用再惧怕。如经内部调查确认不涉刑事，机构可了解受害人意愿，例如安排侵犯者道歉。但若涉及刑事如强奸，则应交由警方处理，亦不宜让受害人与侵犯者见面对质。面对较严重什至是刑事成份的性侵犯，受害人只能决定不追究自己的部份，但受害人不应阻止他人追究事实，因为事件也牵涉到群体内众人被侵犯的危机。若调查后确定指控属实，调任或让侵犯者主动辞职都不足够；只分隔二人而非处分，仍未能保护受害人与相关群体。如果教会内没有机制可处理或处分，遇到申诉可向平机会或警方举报。
除了处理机制外，赵博士也提醒我们预防的重要。例如：面谈场所不应是密闭的，最好有容让外人看见的玻璃窗；如没这样的房间，则可考虑在房间中但开门倾谈。如果牧师房比较密闭，隔了会议室才能到外面的办公室，就可移到会议室倾谈。以身体接触表示关怀时，要衡量是否合宜；拍一拍膊头、与将手停留在姊妹背中部胸围的位置就很不同；后者可能构成抚摸，作出动作的人不能推说自己没有意识。教牧、同工、导师都应熟识以上建议并让教友知道。
或有教友担心：政策会否以偏概全，破坏群体内的信任，为个别事件而扰民？赵博士则提醒我们反省，伊甸园里不用有律法，但基于人有罪性，上帝才定立妥拉帮助子民。防治性骚扰政策或许扰民，但没有政策只会更扰民。缺乏政策规矩、未作合宜处理，出事时对教友的滋扰更大。制定政策也能教育及提醒大家应谨慎自己与人相处的态度、尊重对方感受、被性骚扰应作出申诉。政策最终可让性骚扰的事件减少，才真正减少扰民。
更进一步，赵博士希望教会在性、身体、两性关系、同性关系这四个层面都可以加强教育。教会可公开教育教友，包括：在释经的过程中恰当地理解旧约文化及耶稣行踪所反映的身体、性和性关系，或举办专题讲座。圣公会的教堂、学校和服务单位也多，圣法兰西斯行动认为目前既然有传媒报道了在会内的性侵指控，教会上下如有补救的态度是应被赞赏的。若在教友活动或牧师会内有合宜的讨论，也能表现我们积极处理，对所有教友和对教会的名声都有好处。相反，若以此为个别事件而冷淡处理，也未预防同类事件，才是真正扰民。
（作者为圣法兰西斯行动成员）
1. 香港基督教协进会的性别公义促进小组网页：http://www.hkcc.org.hk/acms/content.asp?site=hkccnew&op=showbycode&code=GenderEquality
2. 新妇女协进会就皇上皇员工被同事性骚扰一案接受访问：https://aaf.org.hk/2012/06/07/妇进就皇上皇员工被同事性骚扰一案接受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