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防治性侵犯，始於認識性侵犯行為的本質
自從四月有受害人向傳媒披露曾在聖公會內遭性侵犯的事件以來，「聖法蘭西斯行動」不但感到痛心，也在思想我們作為教會一員，在防止和處理性侵犯的事上當有的責任。我們積極思考信徒群體在將來若遇到性侵及性騷擾投訴，如何能作更好的應對。教友當中，特別是青少年團契及兒童主日學導師，固然關心團友，但若面對性騷擾、性侵犯等處境中的危機，我們卻未必有相關的知識回應他們的困擾。
為此，我們留意到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性別公義促進小組，不但曾建議教會訂立處理性騷擾的機制，而且在他們的網頁上也有牧養資訊1，讓信徒可以從專業人士的經驗，了解性侵犯行為的本質，亦能結合牧養的考慮和教會內的情況，知道合宜的處理方法。
其中兩篇文章〈輔導性騷擾受害人的忌諱〉及〈牧養角度與性騷擾〉的作者趙麗雯博士，正是聖公會慈光堂教友，也是為我們所認識的李耀強師母。聯絡之下，才知道趙博士不單對於性侵受害人、性沉溺、成癮行為及家庭暴力的輔導尤有經驗；也在神學院及社福界提供危機輔導教育時尤其關注曾遭性騷擾和性侵犯的輔導訓練。她在二○○八至二○一五年曾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性別公義促進小組的祕書，也在倡議制定防治性騷擾政策期間代表小組撰寫上述文章，她的個人著作也不乏有關的資料。因此聖法蘭西斯行動特別邀約趙博士訪問，希望能讓教友更了解性侵犯及性騷擾課題，認識如何預防及處理性侵犯及性騷擾。
一直以來，即使是社署公佈的性侵犯及性騷擾新報個案，也只是冰山一角，因為有些受害人未必上報。同樣，教會亦難有實質統計數字。在趙博士的輔導工作中，很多受害者會反被指為太敏感；面對言語侵犯，「受害人可裝作聽不見」的回應尤為普遍。
另一種對受害人的質疑，在於他們當時有否清楚表達自己的反感。趙博士接觸的個案中，遭陌生人性侵犯的受害人都有即時以言語或掙扎表示不情願。可是在相熟關係中的性侵犯，受害人有沒有當場表達不願意，乃要取決於他的自信心、權力關係是否均等的考慮。例如：在教會內，如果出現教父母侵犯教子女的行為，教子女在表達反感或考慮舉報時，便要擔心失去原有關係、影響友儕關係、破壞父母與教父母的關係、影響教父母在教內地位等多重考慮。所以，凡是友鄰侵犯，都不能推說受害人沒有當場拒絕就等於同意，更不應追究受害人為何經歷多次侵犯後才決定求助。接受趙博士輔導的受害人，往往是十多歲時已遭性侵犯，但到了三、四十歲才開始求助，甚至決定追究從前不追究的事件。無論是因為受害人發現自己終於有能力面對，還是因為受害人發現自己仍然被當日的事件纏繞，能面對事件和接受輔導都是當事人個別的成長歷程。
與其探究受害人當時有否拒絕，我們更應強調：侵害者才是整個行為的啟動者，而受害人只是被動；若侵害者提出有權力、有脅迫性的冒犯，無論言語或行動等任何途徑，也是侵犯受害人對身體和性關係的自主。只要受害人心中不同意該接觸，已屬於性騷擾甚至性侵犯。更甚，一些性侵者明明看見受害人抗拒，卻會誤解或曲解為「欲拒還迎」，以增加情趣與刺激性。若將受害人拒絕的反應重新包裝、扭曲、歸咎於受害人，都對受害人造成「二度創傷」。
至於性侵行為是否愛慕的不當表現，趙博士指出在一般親屬或友鄰侵犯個案中，二人未必有戀愛關係，或可能是尚未確定的曖昧過程中，也有部份是基於衝動而侵犯沒有愛情關係的人。即使是平日有愛情關係，如夫妻或戀人之間，若在對方不願意甚至反抗下進行與性有關的任何舉動，那一次也算是性侵犯。
解惑之一：誰會是受害人？
不少教友對於有異性戀家庭的人會侵犯同性感到不解，以為異性戀者只會侵犯異性，同性戀者才會侵犯同性。部份人也以侵犯者有正常異性配偶為由，傾向質疑同性性侵的指控。
對於教友感覺受害人多是單身人士甚至被孤立者，趙博士認為這未必有數據支持。單身人士雖然有較多獨自時間閒在教會、未有親密關係的對象、事發前常有暇與侵犯者相處，但都不等如他們會嚮往與這位傾談對象發展親密關係。他們毋須因為生活習慣和在教會的參與，而為受侵犯的危機負上責任。
解惑之二：當事人的掙扎與心靈需要
在教會內的相處，除言語外我們也會以身體接觸來表達關懷。有些身體接觸，即使沒有觸及性器官，但也可能使被接觸者感到不安。有時被關心者也有疑惑，不肯定這樣的接觸是否屬於不當。
對此，趙博士提醒我們性騷擾的定義：如果一個人在被關心的過程中，感到自己的尊嚴、身體或性形象被冒犯，就可能構成性騷擾。即使當事人曾旁觀或聽聞騷擾者對其他人也作出同樣的言行而未被投訴，或當事人年幼時曾受同一位或其他人作出類似的性騷擾而沒有投訴，這不代表此時此刻仍要啞忍萬一騷擾者是自己敬重、或在教會內德高望重的人。當事人面對騷擾者既享有威望又與性失德兩者之間容易出現矛盾，也生怕作出投訴時會被同僚親信排斥。
即使受害人確知該行為構成性騷擾甚至性侵犯，要決定申訴亦困難重重。在趙博士的臨床經驗中，受害人是否願意指證，往往取決於他／她的知識水平、是否有勇氣面對對立關係、他／她是否明白始作俑者是侵害人，所以舉報並不會破損受害人自身的形象，反而有助制止侵犯者加害其他人。在教會內的性侵受害人面對的壓力更大；一些基督徒受害人會以為申訴等如不愛對方或愛心不夠、是自己的屬靈生命有問題所以未能寬恕和憐憫對方、或以為申訴只為追討自己的公平公義、累及侵犯者失去教內地位及前程盡毀。未有其他人的聲音前，受害人已經「先打自己十巴掌」。這都反映教會群體濫用愛、曲解愛、甚至慣常釋經有偏差。例如：在舊約中亞伯拉罕、撒拉和夏甲，和新約中耶穌接觸井旁婦人的故事，我們習慣只聚焦在自主的角色上，卻少留意夏甲和井旁婦人因身體不自主而形成的心靈創傷和社群隔閡。上帝展現的愛卻是保護夏甲、祝福以實馬利；耶穌展現的愛卻是打破世俗的藩籬。教會積習的文化習慣與聖道蘊含的真理原則，有時未盡相同。
我們留意到當侵犯者是教內地位較高的長輩，如牧者、教父母、導師等，受害人更會為舉報的決定而掙扎。受害人雖對侵害行為反感，卻可能對侵害者整體有好感、甚至仍保留尊敬及感恩之情。尤其在教會內成長的年輕人，都會記得過去受著屬靈教導者的屬靈關顧、生活指導或實務支援。
了解受害人的掙扎後，趙博士認為教會更應反省和教導何謂真正的愛。牧者、教父母和導師除了代表屬靈權威以外，也有僕人身份，受上帝所託牧養群羊，包括保護教友。我們不應將上帝的僕人看成「無上權威」，容讓他們利用地位侵擾他人。受害人須理解：姑息養奸只會害了侵害者，使他們不能及早悔改；表裡不一如披羊皮的狼，是病態、也是痛苦的。受害人舉報不是為了宣揚侵犯者的醜態，而是為了幫助這人面對自己並重新成為表裡一致的人。同理，若群體已知道有關行為卻仍讓侵犯者連番犯錯，整個群體也要對此負上責任。
至此，筆者特別希望趙博士的信息和信念，能夠讓教內性侵犯的受害人不用再有「舉報等如出賣恩師、恩將仇報」的自責。
教會內受害人的舉報考慮也會包括：明知大部份教友對領袖的道德標準極具期望，舉報會引起較大牽連，受害人可能會為自己眼中的群體好處而放棄舉報。趙博士認識不少同類遭遇的女孩子被生父性侵犯，擔心舉報會引致父母離婚、手足失去爸爸、自己亦失去這位養妻活兒、關心家人的好爸爸，因而一直隱藏事件，有些更患上嚴重抑鬱，且難以信任他人。就此，我們要明白：群體中的其他人與侵犯者的關係，本來就是他們之間的事；對教會領袖的信任，本應建立在對上帝的信心上。這些信任關係都會被侵犯者的錯誤行為所破壞。受害人沒可能要犧牲身體的尊嚴、性的尊嚴和自我形象，來成就和維持他人對侵犯者的信任關係。
趙博士更提醒我們，以群體好處、大局為重的受害人也應舉報性侵犯。以近期香港體育界性侵的事件為例，大眾不能只著眼於那位七十多歲的老教練面對審訊的壓力，也要關注年輕女運動員的尊嚴。個別受害人決定舉報，鼓勵了更多受侵運動員有勇氣發聲；即使同一位教練已屆老年不能再侵犯更多人，倡議發聲的文化和對案中教練的制裁，也會阻嚇體育界其他濫用權力侵犯女學生的人。如此預防性侵犯，才是群體的好處。
解惑之三：群體該如何聆聽？
當受害人決心要處理，例如：在教會中提出申訴或報警，都要面對群體加諸的壓力。趙博士認為華人教會對性、身體、關係的聖經教導都不夠普及，教會群體內對性的理解仍有不少偏差；例如：仍有基督徒會反指當事人穿得暴露，以為穿得密實就不會有問題。又有人會認為是受害人報警的決定讓侵犯者聲譽及前途盡毀。實情是無論是因一時衝動、或濫用地位和關心手段而作出侵犯行為，侵犯者當然要自己的行為負上責任。
教友或者擔心，正式申訴或報警後的調查程序會讓受害人承受更大壓力，或讓其他教友猜到受害人的身份。對此，趙博士以風雨蘭的一站式服務作為例子，指出知情教友的陪伴、並鼓勵受害人在申訴或報警的同時尋求輔導、心靈上的梳理和治療，對受害人都十分重要。現今法院的安排能讓受害人的身份保密，警方也不會在未經足夠調查前披露嫌疑者身份。同樣，教會的內部調查也要嚴守保密協議，並教育不知情的教友不應猜度涉事雙方的身份。
在教會群體內，受害人身邊的教友也可能有多重困擾，例如：疑惑自己是否也有受侵犯、因知情而與所尊敬的領袖關係破裂等等。教內的處理機制也應包括他們，讓知情而受困擾的教友互相支持、禱告，甚至在小群體中得到治療。
筆者聽聞在教會內，有人告訴肢體自己被教會的長輩性騷擾後，才發現原來其他教友對該名侵犯者的行為早有聽聞，卻從未嚴正處理，反而回應受害人早應保護自己及與侵害者保持距離。對此經驗，趙博士認為知情教友的處理手法尚有可改善的空間。因為這代表該次的性侵犯有可能避免，但受害人卻被排擠在知情圈以外而沒有防範，還要被歸咎為「蠢」。被領袖侵犯後還要失去群體中的朋友，有如落井下石，是進一步的創傷。
因此，若同一侵害者的行為已經到了多名教友風聞事件的地步，群體成員必須嚴正處理。在青少年的群體，若有累積個案投訴同一人，上級或其他導師有責任商議該人是否適合留在事奉崗位。群體領袖應在不公開身份的情況下鼓勵所有人保護自己，對不當的身體接觸表達抗拒、並鼓勵教友向上級如牧師或主教申訴。與此同時，群體領袖必須調查事件的真確性，以防流言只是無事實根據的抹黑。例如：當團契或青少年導師接收到傳言、請導師勸團友小心某人，導師可回溯傳言的來源，並集合受害人，具名向上級申訴。導師可先讓受害人認識申訴渠道，若受害人不願申訴，導師不用慫恿，但要讓受害人知道不處理的後果。性騷擾的民事追溯期在平機會是十二個月，在警方是廿四個月；刑事如非禮、強姦則沒有追溯期限。教會領袖可以提醒受害人：在未調查前廣泛散佈消息未必有助處理事件，但教會領袖也不能阻止或操控受害人的做法。
若最後未有受害人具名作供，群體領袖也可以聚集，與被投訴者會面，讓被投訴者知道教友之間的廣泛流言和對其失去信任，這種會面也能收警告或提醒之效。若不經調查，卻讓耳語流傳，以為可以合領袖或導師之力監視被投訴者和保護教友；結果領袖既不可能全時間監視該人、也沒監視的權力；這種監視對被投訴者也是更大的冒犯。
解惑之四：教會制定防治性騷擾政策利多於弊？
目前，平機會可處理民事程度的性騷擾，若涉刑事成份如非禮和強姦則可報警。協進會倡議所有教會及教會屬下的學校及服務單位都發展適合機構的處理機制，確保有渠道上呈及調查事件。機制內的成員須接受訓練，了解處理的原則、投訴人和被投訴人的權益，並嚴守保密協議。在皇上皇的案例2，雇主須為同事遭性騷擾的事件受罰；顯示機構有責任保護各級同事、受服務者和提供服務者。
機制包括受害人的身份保密。若受害人不願作證卻只在群體中發放消息，群體或會指摘上層不處理，但這是次序出錯。對於有機構要受害人必須作書面投訴才開展調查，趙博士認為有商榷餘地。書面投訴雖重要，但受害人可能受情緒和知識影響而難以完整寫下事件經過，只接受書面投訴便等同妨礙申訴。因此，教會領袖或機制成員面對申訴的第一步應始於聆聽，及後可安排受害人作口頭申訴，提供具體資料包括時間、地點、行為和侵犯者的身份，並代為書面紀錄。申訴的內容可以包括其他曾對受害人作「一早知有此侵犯者」之類的回應，讓上層循此方向繼續調查。
調查期間，機構可以先改變二人的工作或聚會環境以減少雙方接觸，也可規勸被投訴者不要再與人單獨相處。調任不等如處分，只是調查期間的暫時處理，也是一個宣告：上層已經決定保護投訴人，投訴人不用再懼怕。如經內部調查確認不涉刑事，機構可了解受害人意願，例如安排侵犯者道歉。但若涉及刑事如強姦，則應交由警方處理，亦不宜讓受害人與侵犯者見面對質。面對較嚴重甚至是刑事成份的性侵犯，受害人只能決定不追究自己的部份，但受害人不應阻止他人追究事實，因為事件也牽涉到群體內眾人被侵犯的危機。若調查後確定指控屬實，調任或讓侵犯者主動辭職都不足夠；只分隔二人而非處分，仍未能保護受害人與相關群體。如果教會內沒有機制可處理或處分，遇到申訴可向平機會或警方舉報。
除了處理機制外，趙博士也提醒我們預防的重要。例如：面談場所不應是密閉的，最好有容讓外人看見的玻璃窗；如沒這樣的房間，則可考慮在房間中但開門傾談。如果牧師房比較密閉，隔了會議室才能到外面的辦公室，就可移到會議室傾談。以身體接觸表示關懷時，要衡量是否合宜；拍一拍膊頭、與將手停留在姊妹背中部胸圍的位置就很不同；後者可能構成撫摸，作出動作的人不能推說自己沒有意識。教牧、同工、導師都應熟識以上建議並讓教友知道。
或有教友擔心：政策會否以偏概全，破壞群體內的信任，為個別事件而擾民？趙博士則提醒我們反省，伊甸園裡不用有律法，但基於人有罪性，上帝才定立妥拉幫助子民。防治性騷擾政策或許擾民，但沒有政策只會更擾民。缺乏政策規矩、未作合宜處理，出事時對教友的滋擾更大。制定政策也能教育及提醒大家應謹慎自己與人相處的態度、尊重對方感受、被性騷擾應作出申訴。政策最終可讓性騷擾的事件減少，才真正減少擾民。
更進一步，趙博士希望教會在性、身體、兩性關係、同性關係這四個層面都可以加強教育。教會可公開教育教友，包括：在釋經的過程中恰當地理解舊約文化及耶穌行蹤所反映的身體、性和性關係，或舉辦專題講座。聖公會的教堂、學校和服務單位也多，聖法蘭西斯行動認為目前既然有傳媒報道了在會內的性侵指控，教會上下如有補救的態度是應被讚賞的。若在教友活動或牧師會內有合宜的討論，也能表現我們積極處理，對所有教友和對教會的名聲都有好處。相反，若以此為個別事件而冷淡處理，也未預防同類事件，才是真正擾民。
（作者為聖法蘭西斯行動成員）
1.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性別公義促進小組網頁：http://www.hkcc.org.hk/acms/content.asp?site=hkccnew&op=showbycode&code=GenderEquality
2. 新婦女協進會就皇上皇員工被同事性騷擾一案接受訪問：https://aaf.org.hk/2012/06/07/婦進就皇上皇員工被同事性騷擾一案接受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