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

【时代论坛讯】多年来致力推动结合基督教信仰与华人文化学术讨论的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在今年庆祝创社六十周年之际，早前举办了一场「今天，我们仍要谈中国神学吗？」研讨会，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切入，讨论中国神学与现今教会和处境的关系。

宗文社董事会主席李金强博士致辞时分享该社创立的历史和宗旨，提及宗文社是本港最早的基督教学术团体，其创立与中国政局变化有极密切关系：在四九年政局丕变、宣教士南下到港，对失去中国工场作出反思时，他们觉得对中国历史、文化认识不足，于是便成立了宗文社，主要发起者包括圣公会的何明华会督。多年来，宗文社希望透过学术研究，为中国教会未来发展寻找出路，并关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探讨基督教如何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发展。他们除了关注中国神学，也关注中国基督教历史，随着时代变迁，也关心更多香港本土课题。他们也出版一系列丛书及《景风》学刊。

李金强谈及，学者在基督教神学与中国文化结合上做了不少工夫、发展成为本土神学后，踏入廿一世纪全球化时代，教会及神学都处于十字路口，大家不能不再次思考前路，需要整合过往知识，希望开一道路，再次探讨本土神学，为华人教会开一个新景象。

宗文社第一任华人社长、资深神学工作者李景雄牧师在回顾与前瞻中，指宗文社过去参与推动宗教对话、学术研究等，扮演了拓荒者角色；未来，他提及中国神学所触及的处境及範畴是跨文化、跨学科、跨宗教、跨国界的，他从五四运动指出其思想要点为寻找新社会秩序、科学与价值观及人生、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在前瞻时，他提出现今世代有三个议题值得我们探讨思考，分别为：依然在寻找新社会秩序、继续探讨在汹涌世界波涛里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进一步追踪尖端科技与人文、心灵、人类文明核心价值的关连。

文本与处境并存才能反映生命力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荣休院长、宗文社前任社长卢龙光牧师以「圣经与处境」为题作出回应。他指当研究圣经时，会发现圣经本身也是历史和处境的产物，上帝的真理虽是绝对，但透过先知传递，被人理解、言说、用文字记录下来时，已结合了当时的文化、政治等时代处境。整个基督教至今仍有活力，也正是因为圣经与处境：当时的文化、当时的人结合。因此，我们必须从处境中了解圣经。

他提及今天谈中国论述时，出现很多争议和差距。若认为中国是政权性的，便引起很多负面看法，例如十八岁下不准入教堂、五四运动纪念日庆祝马克思忌辰等，而香港年轻人看的都是这方面。他形容若只这样定义中国，便不用讨论中国神学的问题。但是，对于像他一样五○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他们承接了中国过往的历史文化、几十年来政治变化处境，经历过火红时代，对处境的理解很不同。他指当谈及中国处境，其实是包括政权化的state，以及关涉民族、文化、历史、人文、身份的nation。因此，圣经的论述经历数千年，是多元化的，有很多不同的处境的论述，并非一言堂；大家看圣经都不一样。「如今天我们不用处境看圣经的话，根本已失去了圣经本身的性质，和它自己的生命力。」他又表示，今天信徒的危机是有时将处境看得比圣经文本重要，但文本与处境两者应同行并存，才能反映生命力的互动。

从宗教对话反思神学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研究）、《景风》主编赖品超教授从「神学与宗教对话」回应。他先指自己很少用「中国神学」这词汇，因中国只是地理上的概念，他通常会用「汉语神学」，这也避免了大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操控。他认为神学与宗教对话有两种关系，包括尝试为宗教对话寻找神学基础，以至透过宗教对话进行神学反思。他表示很多时西方会用诸宗教神学的角度，例如排斥论、包容论、多元论等去讨论宗教对话的课题，但大多都没有从该宗教的具体处境去看，只是从基督教的既定角度去定义不同的课题以至看其他宗教有否相关概念，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他以旧约圣经「拯救」的概念为例，指出那是多层次的，不只指涉灵魂得救，而当研究中国宗教如儒、释、道时，也能看见多层次对拯救的追求。由此，我们便能摆脱西方的角度，有更广阔的视野，并有创造性转化，发展出汉语神学的论述，明白政治参与、生态和谐等也是拯救的一部份，也能丰富国际性的神学讨论，以及帮助教会的解读和实践。

他从一位信义宗牧师的理论表示，宗教对话有三个类别：概念性对话、内在对话（灵性上的话题）以及社会参与对话。他比较有兴趣的是社会参与对话，曾撰文尝试以耶儒对话建立生态神学、举办会议谈生命伦理等。他认为这样的对话对社会较重要。近年，在耶儒对话上，他们也尝试一起对谈人权、和谐社会、宽恕与复和等公共社会议题。他指出，在中国做公共神学时，和西方的方法是极为不同，需要处理中国多元化神学的问题，以及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他也期盼，神学是追求一种systemic的论述，能关系社会整体、对众人有影响，更多思考如何与别人沟通对话。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讲师、宗文社副社长王晓静博士谈「基督教中国化」时表示，这个词语现在通常都带着政治的诠释，因此彷佛一开始已带着原罪，她分别引用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及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王怡牧师的说法，带出对基督教中国化两个截然不同的声音。她认为中国化本是中性的，但当政府把它用作控制意识形态的工具时，便有政治考虑在里面。中国教会要面对的问题是应否以基督教中国化为道路，还是该像王怡主张般去反对。而对香港而言，当母语都不被承认为母语、历史也被窜改时，「中国化」便站在了「本土化」的对立面。

接着，王晓静用历史向度，提出「基督教中国化」的四问：一、今天的中国教会或香港教会，跟普世教会有何关系？二、神学与教会有何关系？三、我们可对神学建构做些什么？四、谁的中国化／在地化？谁的神学？

处境转变以至神学转变

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学术主任、研究员林子淳教授以「神学与处境」回应。他表示，自己以前读神学时，大家谈的是如何谈中国神学的问题；惟近年的处境下，问题便变成了「仍要谈中国神学吗？」长期以来，中国神学就是本色化、本土化的神学；惟经过社会政治变化后，才变成了现在的一回事。以前谈中国神学时，大家会知道「中国」指向的是一文化符号、民族传统，是一个整全的议程；到了今天，「中国」更多的是代表一个政治符号，于是对年轻一代来说，它是指向身份认同、政治取向。他表示，这是处境上带来的一种神学讨论上的变化。

他又指，除了「中国」的指向外，另一个考虑是「我们」的身份，而最终要问的是神学所谓何事。近年因应社会政治气氛，令公共神学大行其道，即使在国内，也会看社会处境来作神学讨论。因此，他表示只有「应否仍谈中国神学」的公式作用不太，应看当时处境填入相关的参数，才能得出答案。

从难民到遗民，从对峙到对话

香港浸会大学宗学及哲学系助理教授、宗文社董事郭伟联教授谈的是「香港教会与处境」。他以宗文社走过的六十年前后去谈香港处境。他认为六十年前和六十年后，面对的都是政治处境。六十年前，香港教会是难民教会，大家当时反省共产党为何胜利、如何将文化传承，是一个故国覆亡、无希望的状态；而今天的年轻人则觉得自己是遗民，政治的急迫感严重。因此，今天谈处境时也不能忽视政治对大家的影响。

他表示，香港社会处于难民状态时，原本有着的是一种对峙的心态，宗文社协助中间的对话与交谈，包括推动六宗教对话，也成为内地官方教会与香港教会之间的桥。

「六十年后，很有趣地，我们又回到那个对峙的原点。」从难民到遗民、从对峙到对话，应该怎样走下去，是郭伟联很有兴趣思考的。他表示难民与遗民，都是文化上的遗孤。在遗孤的状况下，首先要做的是疏理与反省。共产党从前否定中国文化下，宗文社昔日尝试思考的是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基督信仰的关系，过去也有美好成果，发现中国文化在香港更需要处境化。到今天，共产党却以中国神话、文化正统为自居；身处弱势的香港却想去除中国文化。郭伟联思考的是，我们其实反而仍可问香港、海外华人群体如何承传中国文化；似乎自由主义却是失落的情况下，中国教会还可做些什么。

「再看香港的位置，中国带来很多论述的改变，但香港仍可以成为亚基米德点，当找到位置时，可以撑起宇宙。」他表示，香港拥有现代化的经验，虽从来也是很小的地方，但是汇聚不同思想交峰对话，也是资讯交流的地点，为中国神学带来新的意见。他表示在政治强权下，它仍不是全然邪恶，而教会要敢于指出社会参与上政权有何做得不好，基督教能怎样补足，所以，今天仍要跨宗教、跨科际去谈神学对社会的贡献。而在香港的处境中，撕裂问题是社会的善的问题，仍值得大家探索；还有青年问题，也需要更多的对谈。

是次研讨会于五月五日下午在圣公会诸圣座堂一楼感恩堂举行，约五十人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