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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論壇訊】多年來致力推動結合基督教信仰與華人文化學術討論的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在今年慶祝創社六十週年之際，早前舉辦了一場「今天，我們仍要談中國神學嗎？」研討會，多位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討論中國神學與現今教會和處境的關係。

宗文社董事會主席李金強博士致辭時分享該社創立的歷史和宗旨，提及宗文社是本港最早的基督教學術團體，其創立與中國政局變化有極密切關係：在四九年政局丕變、宣教士南下到港，對失去中國工場作出反思時，他們覺得對中國歷史、文化認識不足，於是便成立了宗文社，主要發起者包括聖公會的何明華會督。多年來，宗文社希望透過學術研究，為中國教會未來發展尋找出路，並關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關係，探討基督教如何在中國文化土壤上發展。他們除了關注中國神學，也關注中國基督教歷史，隨著時代變遷，也關心更多香港本土課題。他們也出版一系列叢書及《景風》學刊。

李金強談及，學者在基督教神學與中國文化結合上做了不少工夫、發展成為本土神學後，踏入廿一世紀全球化時代，教會及神學都處於十字路口，大家不能不再次思考前路，需要整合過往知識，希望開一道路，再次探討本土神學，為華人教會開一個新景象。

宗文社第一任華人社長、資深神學工作者李景雄牧師在回顧與前瞻中，指宗文社過去參與推動宗教對話、學術研究等，扮演了拓荒者角色；未來，他提及中國神學所觸及的處境及範疇是跨文化、跨學科、跨宗教、跨國界的，他從五四運動指出其思想要點為尋找新社會秩序、科學與價值觀及人生、中國文化的身份認同。在前瞻時，他提出現今世代有三個議題值得我們探討思考，分別為：依然在尋找新社會秩序、繼續探討在洶湧世界波濤裡中國文化的身份認同問題，以及進一步追蹤尖端科技與人文、心靈、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的關連。

文本與處境並存才能反映生命力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榮休院長、宗文社前任社長盧龍光牧師以「聖經與處境」為題作出回應。他指當研究聖經時，會發現聖經本身也是歷史和處境的產物，上帝的真理雖是絕對，但透過先知傳遞，被人理解、言說、用文字記錄下來時，已結合了當時的文化、政治等時代處境。整個基督教至今仍有活力，也正是因為聖經與處境：當時的文化、當時的人結合。因此，我們必須從處境中了解聖經。

他提及今天談中國論述時，出現很多爭議和差距。若認為中國是政權性的，便引起很多負面看法，例如十八歲下不准入教堂、五四運動紀念日慶祝馬克思忌辰等，而香港年輕人看的都是這方面。他形容若只這樣定義中國，便不用討論中國神學的問題。但是，對於像他一樣五○年代後出生的一代，他們承接了中國過往的歷史文化、幾十年來政治變化處境，經歷過火紅時代，對處境的理解很不同。他指當談及中國處境，其實是包括政權化的state，以及關涉民族、文化、歷史、人文、身份的nation。因此，聖經的論述經歷數千年，是多元化的，有很多不同的處境的論述，並非一言堂；大家看聖經都不一樣。「如今天我們不用處境看聖經的話，根本已失去了聖經本身的性質，和它自己的生命力。」他又表示，今天信徒的危機是有時將處境看得比聖經文本重要，但文本與處境兩者應同行並存，才能反映生命力的互動。

從宗教對話反思神學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研究）、《景風》主編賴品超教授從「神學與宗教對話」回應。他先指自己很少用「中國神學」這詞匯，因中國只是地理上的概念，他通常會用「漢語神學」，這也避免了大中國政治意識形態的操控。他認為神學與宗教對話有兩種關係，包括嘗試為宗教對話尋找神學基礎，以至透過宗教對話進行神學反思。他表示很多時西方會用諸宗教神學的角度，例如排斥論、包容論、多元論等去討論宗教對話的課題，但大多都沒有從該宗教的具體處境去看，只是從基督教的既定角度去定義不同的課題以至看其他宗教有否相關概念，這是一個錯誤的開始。他以舊約聖經「拯救」的概念為例，指出那是多層次的，不只指涉靈魂得救，而當研究中國宗教如儒、釋、道時，也能看見多層次對拯救的追求。由此，我們便能擺脫西方的角度，有更廣闊的視野，並有創造性轉化，發展出漢語神學的論述，明白政治參與、生態和諧等也是拯救的一部份，也能豐富國際性的神學討論，以及幫助教會的解讀和實踐。

他從一位信義宗牧師的理論表示，宗教對話有三個類別：概念性對話、內在對話（靈性上的話題）以及社會參與對話。他比較有興趣的是社會參與對話，曾撰文嘗試以耶儒對話建立生態神學、舉辦會議談生命倫理等。他認為這樣的對話對社會較重要。近年，在耶儒對話上，他們也嘗試一起對談人權、和諧社會、寬恕與復和等公共社會議題。他指出，在中國做公共神學時，和西方的方法是極為不同，需要處理中國多元化神學的問題，以及與馬克思主義對話。他也期盼，神學是追求一種systemic的論述，能關係社會整體、對眾人有影響，更多思考如何與別人溝通對話。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講師、宗文社副社長王曉靜博士談「基督教中國化」時表示，這個詞語現在通常都帶著政治的詮釋，因此彷彿一開始已帶著原罪，她分別引用宗教局局長王作安及成都秋雨之福歸正教會王怡牧師的說法，帶出對基督教中國化兩個截然不同的聲音。她認為中國化本是中性的，但當政府把它用作控制意識形態的工具時，便有政治考慮在裡面。中國教會要面對的問題是應否以基督教中國化為道路，還是該像王怡主張般去反對。而對香港而言，當母語都不被承認為母語、歷史也被竄改時，「中國化」便站在了「本土化」的對立面。

接著，王曉靜用歷史向度，提出「基督教中國化」的四問：一、今天的中國教會或香港教會，跟普世教會有何關係？二、神學與教會有何關係？三、我們可對神學建構做些甚麼？四、誰的中國化／在地化？誰的神學？

處境轉變以至神學轉變

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學術主任、研究員林子淳教授以「神學與處境」回應。他表示，自己以前讀神學時，大家談的是如何談中國神學的問題；惟近年的處境下，問題便變成了「仍要談中國神學嗎？」長期以來，中國神學就是本色化、本土化的神學；惟經過社會政治變化後，才變成了現在的一回事。以前談中國神學時，大家會知道「中國」指向的是一文化符號、民族傳統，是一個整全的議程；到了今天，「中國」更多的是代表一個政治符號，於是對年輕一代來說，它是指向身份認同、政治取向。他表示，這是處境上帶來的一種神學討論上的變化。

他又指，除了「中國」的指向外，另一個考慮是「我們」的身份，而最終要問的是神學所謂何事。近年因應社會政治氣氛，令公共神學大行其道，即使在國內，也會看社會處境來作神學討論。因此，他表示只有「應否仍談中國神學」的公式作用不太，應看當時處境填入相關的參數，才能得出答案。

從難民到遺民，從對峙到對話

香港浸會大學宗學及哲學系助理教授、宗文社董事郭偉聯教授談的是「香港教會與處境」。他以宗文社走過的六十年前後去談香港處境。他認為六十年前和六十年後，面對的都是政治處境。六十年前，香港教會是難民教會，大家當時反省共產黨為何勝利、如何將文化傳承，是一個故國覆亡、無希望的狀態；而今天的年輕人則覺得自己是遺民，政治的急迫感嚴重。因此，今天談處境時也不能忽視政治對大家的影響。

他表示，香港社會處於難民狀態時，原本有著的是一種對峙的心態，宗文社協助中間的對話與交談，包括推動六宗教對話，也成為內地官方教會與香港教會之間的橋。

「六十年後，很有趣地，我們又回到那個對峙的原點。」從難民到遺民、從對峙到對話，應該怎樣走下去，是郭偉聯很有興趣思考的。他表示難民與遺民，都是文化上的遺孤。在遺孤的狀況下，首先要做的是疏理與反省。共產黨從前否定中國文化下，宗文社昔日嘗試思考的是中國文化的作用、與基督信仰的關係，過去也有美好成果，發現中國文化在香港更需要處境化。到今天，共產黨卻以中國神話、文化正統為自居；身處弱勢的香港卻想去除中國文化。郭偉聯思考的是，我們其實反而仍可問香港、海外華人群體如何承傳中國文化；似乎自由主義卻是失落的情況下，中國教會還可做些甚麼。

「再看香港的位置，中國帶來很多論述的改變，但香港仍可以成為亞基米德點，當找到位置時，可以撐起宇宙。」他表示，香港擁有現代化的經驗，雖從來也是很小的地方，但是匯聚不同思想交峰對話，也是資訊交流的地點，為中國神學帶來新的意見。他表示在政治強權下，它仍不是全然邪惡，而教會要敢於指出社會參與上政權有何做得不好，基督教能怎樣補足，所以，今天仍要跨宗教、跨科際去談神學對社會的貢獻。而在香港的處境中，撕裂問題是社會的善的問題，仍值得大家探索；還有青年問題，也需要更多的對談。

是次研討會於五月五日下午在聖公會諸聖座堂一樓感恩堂舉行，約五十人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