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常有教会领袖忧心，当教牧与信徒过度参与社会运动，或热切讨论社会课题，就会带来教会「政治化」。笔者更不下数次于不同场合，亲耳听过一些「倒果为因」的谬误，认为「雨伞运动」导致中央打压内地教会的言论。这些教会领袖完全漠视习近平全权管治下的新政作风，天真地以为躲在堂会内就能求存自保！

就笔者近距离的观察，本港较为积极关心及参与公共事务的，始终是少数；本港大多堂会仍然关注本身内部发展多于社会发展，重视信徒参与内部节目多于社会服务；所谓教会「政治化」其实是伪命题。

华人教会领袖常混淆「非政治化」（apolitical）与「去政治化」（de-political）两者分别。前者是教会领袖面对公众关注的课题故意避而不谈，倡言福音大过一切，六四事件或其他社会议题，教会要展示其「在天而不属地」的政治中立，这便是「非政治化教会」（apolitical church）。后者「去政治化教会」（de-political church），认信「耶稣是主」，理解这项宣告正相对化罗马执政者自以为是的专权。教会领袖明白政治现实，不迴避耶稣国度信息带来的政治涵义，持守真理，宣讲公义，指斥任何歪曲与违反人性的罪行。教会关注政治，却又非政治组织，又不动员信徒组党助选，牧者不站台为政治选举参选人拉票，这就是「去」政治化的中立。

本港有若干教会领袖常展示「宣讲非政治化」而其身体语言却政治化。有教会领袖选择出席国庆酒会或中联办安排的聚会，却不出席六四记念集会，然后教导信徒教会不宜「政治化」，这样的逻辑怎能令人信服？

笔者尊重有教会领袖因其事工缘故，不得不「非政治化」（apolitical），刻意避而不谈。笔者也尊重内地教会领袖，因应政治现实而保持沉默。不同牧者站于不同位置，思量不一；然而「识做」的领袖言行，带来是更多小传道的「自我噤声」或体制内不必要的言论审查。若干教会领袖的心魔常过度紧张有「不生性」的教牧与信徒，发表刺激中央的言论，或参与社会行动，从而影响其内地的事工。如今，这些「自我审查」根本是驼鸟政策。温州等地三自堂会被拆十字架事件、顾约瑟牧师事件等，这些牧者与堂会一向「非政治化」，或从另一角度说，紧跟「爱国爱教」的路线走，也会因着政治风潮而失势失位。教会讲或不讲，做或不做，根本不在政权的考量之内。专权眼内的教会，从来只有工具价值，只是我们教会领袖常一厢情愿地高估本身影响力，以为出入人大政协就能左右国情。

宋泉盛于《第三眼神学》说得好：「对社会不公义及政治反常的现象表示关切之情，往往被冠上『干涉政治』的罪名……他们很少会想到，对统治者无条件的服从也是一种政治参与，而且是最可悲的一种。」面对政经权力倾斜的现实，我们对任何课题的「非政治化」中立，基本是维持现状的不公平与不公义。耶稣是主，就是宣认地上每个领域均要展示上主的主权。

菲律宾的辛海棉枢机（Jaime L. Cardinal Sin）于I Will Serve这样表明 :「我清楚地说明，教会在一切政治制度之上。教会毋须理会其身处哪种形式的政府之内作工，只要它享有自由宣讲福音……但当人权受到践踏，教会必然有责任出声。那里有不义，无论是任何形式，教会必须与之抗争到底……不是教会干预政权，乃是政权干预人民的人权。这是政权干预了上主的儿女，这些上主的儿女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只不过维护上主赐予人民的自然权利。」当社会内言论收紧，主流媒体审查言论，自我噤声，教会作为讲实话的群体，理应是其是，非其非，保障人权与自由，这正是我们宣讲与活出的福音。

笔者重游布拉格时，不难被旧市政广场内约翰胡斯纪念碑（John Hus Memorial）吸引，这位改教先锋于一四一五年殉道，引发波希米亚战争；胡斯被视为捷克民族的人民英雄。胡斯早于路德的抗争与宣讲，正是我们新教传承的福音道统。

求主赐我们智慧辨识「非」政治化与「去」政治化！

（笔按：这篇原是旧作，因应近日讨论而重新修订，有关apolitical与de-political思考源自法国智者Jacques Ell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