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常有教會領袖憂心，當教牧與信徒過度參與社會運動，或熱切討論社會課題，就會帶來教會「政治化」。筆者更不下數次於不同場合，親耳聽過一些「倒果為因」的謬誤，認為「雨傘運動」導致中央打壓內地教會的言論。這些教會領袖完全漠視習近平全權管治下的新政作風，天真地以為躲在堂會內就能求存自保！

就筆者近距離的觀察，本港較為積極關心及參與公共事務的，始終是少數；本港大多堂會仍然關注本身內部發展多於社會發展，重視信徒參與內部節目多於社會服務；所謂教會「政治化」其實是偽命題。

華人教會領袖常混淆「非政治化」（apolitical）與「去政治化」（de-political）兩者分別。前者是教會領袖面對公眾關注的課題故意避而不談，倡言福音大過一切，六四事件或其他社會議題，教會要展示其「在天而不屬地」的政治中立，這便是「非政治化教會」（apolitical church）。後者「去政治化教會」（de-political church），認信「耶穌是主」，理解這項宣告正相對化羅馬執政者自以為是的專權。教會領袖明白政治現實，不迴避耶穌國度信息帶來的政治涵義，持守真理，宣講公義，指斥任何歪曲與違反人性的罪行。教會關注政治，卻又非政治組織，又不動員信徒組黨助選，牧者不站台為政治選舉參選人拉票，這就是「去」政治化的中立。

本港有若干教會領袖常展示「宣講非政治化」而其身體語言卻政治化。有教會領袖選擇出席國慶酒會或中聯辦安排的聚會，卻不出席六四記念集會，然後教導信徒教會不宜「政治化」，這樣的邏輯怎能令人信服？

筆者尊重有教會領袖因其事工緣故，不得不「非政治化」（apolitical），刻意避而不談。筆者也尊重內地教會領袖，因應政治現實而保持沉默。不同牧者站於不同位置，思量不一；然而「識做」的領袖言行，帶來是更多小傳道的「自我噤聲」或體制內不必要的言論審查。若干教會領袖的心魔常過度緊張有「不生性」的教牧與信徒，發表刺激中央的言論，或參與社會行動，從而影響其內地的事工。如今，這些「自我審查」根本是駝鳥政策。溫州等地三自堂會被拆十字架事件、顧約瑟牧師事件等，這些牧者與堂會一向「非政治化」，或從另一角度說，緊跟「愛國愛教」的路線走，也會因著政治風潮而失勢失位。教會講或不講，做或不做，根本不在政權的考量之內。專權眼內的教會，從來只有工具價值，只是我們教會領袖常一廂情願地高估本身影響力，以為出入人大政協就能左右國情。

宋泉盛於《第三眼神學》說得好：「對社會不公義及政治反常的現象表示關切之情，往往被冠上『干涉政治』的罪名……他們很少會想到，對統治者無條件的服從也是一種政治參與，而且是最可悲的一種。」面對政經權力傾斜的現實，我們對任何課題的「非政治化」中立，基本是維持現狀的不公平與不公義。耶穌是主，就是宣認地上每個領域均要展示上主的主權。

菲律賓的辛海棉樞機（Jaime L. Cardinal Sin）於I Will Serve這樣表明 :「我清楚地說明，教會在一切政治制度之上。教會毋須理會其身處哪種形式的政府之內作工，只要它享有自由宣講福音……但當人權受到踐踏，教會必然有責任出聲。那裡有不義，無論是任何形式，教會必須與之抗爭到底……不是教會干預政權，乃是政權干預人民的人權。這是政權干預了上主的兒女，這些上主的兒女就是教會。所以，教會只不過維護上主賜予人民的自然權利。」當社會內言論收緊，主流媒體審查言論，自我噤聲，教會作為講實話的群體，理應是其是，非其非，保障人權與自由，這正是我們宣講與活出的福音。

筆者重遊布拉格時，不難被舊市政廣場內約翰胡斯紀念碑（John Hus Memorial）吸引，這位改教先鋒於一四一五年殉道，引發波希米亞戰爭；胡斯被視為捷克民族的人民英雄。胡斯早於路德的抗爭與宣講，正是我們新教傳承的福音道統。

求主賜我們智慧辨識「非」政治化與「去」政治化！

（筆按：這篇原是舊作，因應近日討論而重新修訂，有關apolitical與de-political思考源自法國智者Jacques Ell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