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两桩涉及中学历史教育的事件，起因不一，却一样挑动香港教会群体的关注。一方面，有新闻媒体揭露教育局课本委员会忽然大量批评新版高中历史科教科书中过去没问题的用语「措辞不恰当」，例如「香港位于中国南方」，却没有提出建议；当中有相当部份涉及中港关系。后来教育局官员在立法会的解画，亦无法平息争议。有评论指，此举势将迫令现有教科书出版商退出市场，要由教育当局自行出版；教师没有选择空间，亦更担心将来督学以之为「头上一把刀」，令教学动辄得咎。另一方面，如今期头版专题所报道，因应去年初中中史科课程修订谘询所得建议，当局增加课程里探讨治乱兴衰的部份，结果令文化史大幅缩减，包括基督教来华史被剔除。这变动对历史教育所带来的损失，能如何得以挽回，让今天中国的面貌得以被更完整地理解？有心人实在费煞思量。
历史教育从来都是当权者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必争之地。对于将教育提升至主权层次来讨论，还要求「全面管治权」与「一国两制」来个有机结合的北京当局来说，这似乎更属顺理成章。不过对香港民间社会而言，更重要的是下一代能否透过历史教育，来鑑古知今，培育追寻全面理解史实的态度：欣赏先贤荜路蓝缕，也避免前人错误覆辙重蹈；明白到我们社会的点点滴滴从何而来，又了解到历史的是非黑白以及人生的错纵复杂，并不是一两句政治正确的简单口号就可以完满涵盖。要达到这个教育目的，短短每周一两节的历史课，原本就不足够，需要课堂以外的活动以至民间社会自发的社区教育相辅相承。这个情况今后相信只会更为明显——当一些特区政府高层愈加积极揣摸上意，弃守一国两制，还要引导他人如此行。然而民间社会可有准备好接过这一棒，成为一国两制下香港这一边的生命韧力所在？
以本地教会为例，个人色彩浓厚的信仰氛围，的确会让信徒教牧反问「历史与我何干」。即使只谈教会史，纵使刚经历去年的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本地新教教会里对于这段历史不大了了的，恐怕还是为数不少。至于香港教会史，由于本地教会源自四九年中共建国后被迫南来的信徒教牧为数不少，他们对于此前的香港教会经历没有必然直接的传承关系：开埠初年各个海外差会在港的宣教策略与成败经验，固然无从领略；由反烟办报反蓄婢等社会参与，到当年教会中人对于改革中国的政治光谱，再到开农场开藤器厂等今天会被列作社会企业的前线事工努力，均未能普遍成为今天信徒教牧作社会反省的养份。若要本地教会领略一百七十多年来（以及此前）上主在这地这城的心意，可做的工夫仍多。
历史从不会完完本本的重复，但当人带着清心来面对历史，所看到的就不单是治乱兴衰与文化交流的人性光辉与黑暗，还有上帝在其中的作为。对于上帝的选民而言，昔日以色列人经常从上帝介入的历史里来认识他，也以此传颂他的名（就如诗一三六10-26）。更让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圣经所记载的人和事，即使关于上帝所爱的如大卫，当中的好与坏都是钜细无遗，没有文过饰非。正是这一份「上帝的视角」，让我们直面人性的美善与软弱，细味历史的冷酷与幽默，更让我们在今天香港面对一国两制岌岌可危、国际局势波谲云诡之时，能对上主有多一份信靠，寻求他的公义、怜悯与圣洁，凭信望爱继续走前面的道路，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