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圣公会近日被传媒揭露，教会高层于十一年前曾接获会内性侵犯投诉，有男牧师怀疑性侵犯两名男教友，其中一名受害时仍未成年；但当年因事主未有现身作证，教会未能跟进。事件近日曝光后，圣公会报警处理，由重案组跟进。
今次怀疑性侵犯事件固然令教会群体痛心，期望警方的调查得以让事件早日水落石出；而事件亦在催迫教会群体里的不同宗派和团体反躬自省，能否在现有处理纠纷的机制外，因应自身的情况，拟定更适合的制度来防治性骚扰及性侵犯。
对于性骚扰以至性侵犯的受害者而言，事情往往难于启齿。受害人是否有可堪信任的朋友和环境，让他可以安心挺身作证，这是能否得以讨回公道的重要一步。近年法院在审理风化案件时，亦会替有需要的事主安排遥距视像作供，保其私隐之馀，亦减轻其于法庭公开忆述事件时所受到的二度伤害。教会现有处理会友纠纷的程序，是否能顾及这一点？如何避免因受害者感到信任不足，担心事情未能妥善处理而拒绝跟进，变相让加害者逍遥法外，以至继续制造新的受害人？建立针对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防治机制，加以向会众推广，能否加强受害者披露事件所需的信任？
另一方面，由于性骚扰以至性侵犯的事件在发生之时往往缺乏第三方证人，常常只能靠赖控辩双方的作供以及环境证据；然而当教会处理这类投诉时，往往缺乏相应的公权力来在更大程度上确保作供无伪。在取得受害人同意下，将涉及刑事成份的事件及早交由政府的执法部门跟进，这对受害者和加害者其实也更为公平。然而，受害者亦须从教会（或教会所转介的社工机构）得到信任和支持，方能克服出庭作证的心理压力。教会重新思考处理性侵犯及性骚扰个案的方法时，如何能顾及这一点？
在教会内发生的性骚扰及性侵犯事件，过往不时得见于新闻报道，也有涉事者被判罪成，鎯铛入狱。教会作为招聚罪人悔改的群体，在人人追求圣洁的同时，也须承认自己的有限与不足，直接面对；这样做其实更能让社会大众得见一份因着信仰而来的诚实与谦卑。近期在北美由#metoo运动衍生的#churchtoo运动，其中一点让人反思的，是性侵犯事件中加害者的手法（包括倚仗权力不对称来犯事、长期以言语扭曲遇害者对现实的理解等等），如何在教会现有的社群文化中得到生存空间。要根治人性罪恶，还得靠赖上帝。但有没有新的制度，可在信仰强调的公义与怜悯基础上，对人性罪恶多一点防範，也多一点有效处理？报警绝不是教会回应的全部，往后的辅导同行与自我更新，亦同样重要。这个缺陷世界，仍为天父所爱，只看我们能否爱得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