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聖公會近日被傳媒揭露，教會高層於十一年前曾接獲會內性侵犯投訴，有男牧師懷疑性侵犯兩名男教友，其中一名受害時仍未成年；但當年因事主未有現身作證，教會未能跟進。事件近日曝光後，聖公會報警處理，由重案組跟進。
今次懷疑性侵犯事件固然令教會群體痛心，期望警方的調查得以讓事件早日水落石出；而事件亦在催迫教會群體裡的不同宗派和團體反躬自省，能否在現有處理糾紛的機制外，因應自身的情況，擬定更適合的制度來防治性騷擾及性侵犯。
對於性騷擾以至性侵犯的受害者而言，事情往往難於啟齒。受害人是否有可堪信任的朋友和環境，讓他可以安心挺身作證，這是能否得以討回公道的重要一步。近年法院在審理風化案件時，亦會替有需要的事主安排遙距視像作供，保其私隱之餘，亦減輕其於法庭公開憶述事件時所受到的二度傷害。教會現有處理會友糾紛的程序，是否能顧及這一點？如何避免因受害者感到信任不足，擔心事情未能妥善處理而拒絕跟進，變相讓加害者逍遙法外，以至繼續製造新的受害人？建立針對性騷擾和性侵犯的防治機制，加以向會眾推廣，能否加強受害者披露事件所需的信任？
另一方面，由於性騷擾以至性侵犯的事件在發生之時往往缺乏第三方證人，常常只能靠賴控辯雙方的作供以及環境證據；然而當教會處理這類投訴時，往往缺乏相應的公權力來在更大程度上確保作供無偽。在取得受害人同意下，將涉及刑事成份的事件及早交由政府的執法部門跟進，這對受害者和加害者其實也更為公平。然而，受害者亦須從教會（或教會所轉介的社工機構）得到信任和支持，方能克服出庭作證的心理壓力。教會重新思考處理性侵犯及性騷擾個案的方法時，如何能顧及這一點？
在教會內發生的性騷擾及性侵犯事件，過往不時得見於新聞報道，也有涉事者被判罪成，鎯鐺入獄。教會作為招聚罪人悔改的群體，在人人追求聖潔的同時，也須承認自己的有限與不足，直接面對；這樣做其實更能讓社會大眾得見一份因著信仰而來的誠實與謙卑。近期在北美由#metoo運動衍生的#churchtoo運動，其中一點讓人反思的，是性侵犯事件中加害者的手法（包括倚仗權力不對稱來犯事、長期以言語扭曲遇害者對現實的理解等等），如何在教會現有的社群文化中得到生存空間。要根治人性罪惡，還得靠賴上帝。但有沒有新的制度，可在信仰強調的公義與憐憫基礎上，對人性罪惡多一點防範，也多一點有效處理？報警絕不是教會回應的全部，往後的輔導同行與自我更新，亦同樣重要。這個缺陷世界，仍為天父所愛，只看我們能否愛得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