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牧者发表意见，认为港人于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爱国民主运动发生期间，送帐篷和物资上京支援学生和市民，令中共对香港起了戒心，所以后来就把《基本法》写得更辣更狠。该牧者想借此事例带出一点：与中共对抗，不是不可以，但要计算代价，他认为港人应先保障香港的自由。
事实上，当年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为了反官倒（贪污）和提倡政治改革。当时全国各地响应，主因是希望中国从此走上民主路，免致中国刚出现的经济改革成果只落入一小撮权贵的口袋中。当时香港仍比内地富裕，眼见广场上的学生在抗议中需要物资支援，港人心感有责在此时刻为中华民族的自由民主出一分力，所以齐心捐助支援。及至六四镇压发生，香港百万人上街游行抗议，表达对中共用军队镇压人民的忿怒。
或许有人会问，关心就可以了，让港人捐的帐篷布满天安门广场，令当年的中共领导层不安，这又是否不智？笔者认为，港人如此支援当年北京的爱国民主运动，不是为了要挑战中共的统治，而是与国内学生有同一想法：希望中共考虑政治改革的建议，令国家走上正途。当然，学生当年于广场上的进退决定也有很多不成熟和不智的地方，令属于改革派的领袖赵紫阳处于困境，然后遭党内机会主义者夺权，但整场运动的主旨仍是善良高尚的，港人的支援更是无私的，这些行动皆出于公义之心和爱心，当中没有计算，也没有利害考量。如果当权者因此怀恨在心，日后报复，我们怪的应是那把一切意见和劝告都当成是挑战和夺权的当权者，还是那争取公义与自由的和平之子？如果当权者早有聆听政治改革的意愿，当年的学生和人民有必要躺在天安门吗？孰是因，孰是果，不是清楚不过的吗？
是，任何抗争也必然要计算代价。但问题是，在计算代价的同时，我们也有原则和良心。如果当年港人在那关键时刻思前想后，然后因自保而不支援天安门的学生，中共是否就会放心让港人有更多自由？其实这是个未知之数。而且，按中共的本性，它也不会因人民的妥协和顺服而放软手脚，它的温和只会出现于它自觉处于弱势的时刻。再者，如果港人为怕中共报复，就拒绝回应公义和爱的呼唤，选择在八九年那个独特的历史时刻独善其身，我们日后回望会是庆幸还是羞愧呢？
我们不能因为中共随后的镇压和收紧《基本法》，就倒转过来怀疑和否定自己当日的选择。是，历史不在我们手中，我们的确无法预见以后的种种。但我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往往只能顺着我们的良心去行事，无论后果如何，我们都不能后悔，都要承受。当年的民主爱国运动最终虽是悲剧收场，因中共镇压引致的政治倒退更是祸延至今。但港人的参与和回应表示了人心里仍对公义和爱有感觉、有承担，也证明当年大多数港人或其父辈虽是逃避中共政权而来港定居，但仍存关怀中国之心。对受苦者的同情和对社群真心的关爱，不正是基督要我们做的事吗？那些为公义而受迫害的人，不正是我们需要服侍的人吗？我们不应该因为中共的残暴和专制而倒过来怀疑自己当年所做正确的事。如果我们让这种心态蔓延，专制政权会很高兴，而我们的民族也不会有真正自由平等的将来。
论到保障香港自由与为公义发声两者孰先孰后，笔者认为若港人习惯了对不公义事情不闻不问，则自由也将日渐萎缩。诉诸历史，自由总是争取得来，而不是从上而下恩赐的，专制政体更不会因我们噤声就懂得自制，它只会变得更加专横和敏感。相反，如果我们都不惧怕，坚持发声，则当权者还是会忌惮群众的力量。再一次，我们得实践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名言：「我们唯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
八九六四往事如烟，当年的问题不单没有解决，且于今尤烈。展望将来，无论港事国事，当权力不受制衡，公义无法伸张之时，盼望我们仍能本着信仰发出公义的声音。
（编按：内文粗体为编者所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