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有牧者發表意見，認為港人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愛國民主運動發生期間，送帳篷和物資上京支援學生和市民，令中共對香港起了戒心，所以後來就把《基本法》寫得更辣更狠。該牧者想藉此事例帶出一點：與中共對抗，不是不可以，但要計算代價，他認為港人應先保障香港的自由。
事實上，當年的愛國民主運動是為了反官倒（貪污）和提倡政治改革。當時全國各地響應，主因是希望中國從此走上民主路，免致中國剛出現的經濟改革成果只落入一小撮權貴的口袋中。當時香港仍比內地富裕，眼見廣場上的學生在抗議中需要物資支援，港人心感有責在此時刻為中華民族的自由民主出一分力，所以齊心捐助支援。及至六四鎮壓發生，香港百萬人上街遊行抗議，表達對中共用軍隊鎮壓人民的忿怒。
或許有人會問，關心就可以了，讓港人捐的帳篷佈滿天安門廣場，令當年的中共領導層不安，這又是否不智？筆者認為，港人如此支援當年北京的愛國民主運動，不是為了要挑戰中共的統治，而是與國內學生有同一想法：希望中共考慮政治改革的建議，令國家走上正途。當然，學生當年於廣場上的進退決定也有很多不成熟和不智的地方，令屬於改革派的領袖趙紫陽處於困境，然後遭黨內機會主義者奪權，但整場運動的主旨仍是善良高尚的，港人的支援更是無私的，這些行動皆出於公義之心和愛心，當中沒有計算，也沒有利害考量。如果當權者因此懷恨在心，日後報復，我們怪的應是那把一切意見和勸告都當成是挑戰和奪權的當權者，還是那爭取公義與自由的和平之子？如果當權者早有聆聽政治改革的意願，當年的學生和人民有必要躺在天安門嗎？孰是因，孰是果，不是清楚不過的嗎？
是，任何抗爭也必然要計算代價。但問題是，在計算代價的同時，我們也有原則和良心。如果當年港人在那關鍵時刻思前想後，然後因自保而不支援天安門的學生，中共是否就會放心讓港人有更多自由？其實這是個未知之數。而且，按中共的本性，它也不會因人民的妥協和順服而放軟手腳，它的溫和只會出現於它自覺處於弱勢的時刻。再者，如果港人為怕中共報復，就拒絕回應公義和愛的呼喚，選擇在八九年那個獨特的歷史時刻獨善其身，我們日後回望會是慶幸還是羞愧呢？
我們不能因為中共隨後的鎮壓和收緊《基本法》，就倒轉過來懷疑和否定自己當日的選擇。是，歷史不在我們手中，我們的確無法預見以後的種種。但我們在歷史的關鍵時刻，往往只能順著我們的良心去行事，無論後果如何，我們都不能後悔，都要承受。當年的民主愛國運動最終雖是悲劇收場，因中共鎮壓引致的政治倒退更是禍延至今。但港人的參與和回應表示了人心裡仍對公義和愛有感覺、有承擔，也證明當年大多數港人或其父輩雖是逃避中共政權而來港定居，但仍存關懷中國之心。對受苦者的同情和對社群真心的關愛，不正是基督要我們做的事嗎？那些為公義而受迫害的人，不正是我們需要服侍的人嗎？我們不應該因為中共的殘暴和專制而倒過來懷疑自己當年所做正確的事。如果我們讓這種心態蔓延，專制政權會很高興，而我們的民族也不會有真正自由平等的將來。
論到保障香港自由與為公義發聲兩者孰先孰後，筆者認為若港人習慣了對不公義事情不聞不問，則自由也將日漸萎縮。訴諸歷史，自由總是爭取得來，而不是從上而下恩賜的，專制政體更不會因我們噤聲就懂得自制，它只會變得更加專橫和敏感。相反，如果我們都不懼怕，堅持發聲，則當權者還是會忌憚群眾的力量。再一次，我們得實踐美國前總統羅斯福的名言：「我們唯一要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is fear itself. ）
八九六四往事如煙，當年的問題不單沒有解決，且於今尤烈。展望將來，無論港事國事，當權力不受制衡，公義無法伸張之時，盼望我們仍能本著信仰發出公義的聲音。
（編按：內文粗體為編者所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