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马礼逊二百多年前来华，将基督教正式传入中国，原来同时也对港澳等地的政、商界带来最大影响，因为在香港的战前时期，不少在当年社会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都是基督徒，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因由？当中故事，原来可让人能更透彻认识香港的历史。
圣言书艺社在四月七日举行每月一度的书法雅集，并请来丁新豹博士就「战前香港的基督教与教徒」作专题演讲，吸引近百名会员出席参与。丁新豹为前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专门研究香港及珠三角等地的历史，亦是香港中国近代史学会会长及古物谘询委员会会员，圣言书艺社书艺社主席梁宝珠介绍他时，形容他如「活历史字典」。
书法雅集以颂唱诗歌〈真光普照〉作开始，之后邀请人称「杨医」的杨锡锵牧师作灵修分享。他以马太福音五章13至16节经文作分享，提到信徒要「有味」作好见证，而教会从圣经年代，都经历软弱及受逼迫的时候，却成就了美好的见证。杨锡锵又分享称，基督徒会担心世界愈变黑暗，但如果信徒能作光，其实光应该更明亮，所以外面的黑暗实非重点，他还寄语会员在抄写时经文时，可以更深入去思考作盐作光的重要性。
一切由马礼逊来华开始
丁新豹作演讲时先直言，自己本身并非研究基督教史，却发现在研究香港历史时，无法避开基督徒，也从而令他产生了兴趣，结果有颇多有趣发现，包括在十九世纪时，基督徒原来对香港及中国有很大贡献，而一切可追溯到当年马礼逊当年来华开始。
丁新豹指出，当年马礼逊来华，穿梭广州澳门，而他离世后，马礼逊教育会开设了马礼逊纪念学校，该校虽然只开办了仅十年时间，却培养了大量最具影响力的人材，他们可说是最早接受基督教教育的华人，学校的成就什至更胜百年老校。
马礼逊纪念学校原本在澳门开校，后来迁至香港，落户在香港湾仔的摩利臣山，当时摩利臣山仍未被移平，湾仔更尚未填海，从历史照片可见，马礼逊纪念学校就建于山上。
马礼逊纪念学校的杰出校友
丁新豹继而举例列出这批「杰出校友」，当中最为重要之一是生于一八二八年的容闳，他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位留学美国之学生，亦是首名于耶鲁学院就读之中国人，其最大的贡献，是促成一百二十位中国幼童留美读书，令他被称为中国留学生先驱，而由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君主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都能发现他参与的身影。
马礼逊纪念学校的另一「杰出校友」是黄胜，他于英华印刷部工作，曾协助印制中国第一份宗教期刊《遐迩贯珍》，刊载西方近代文明及时政要闻。黄胜穿梭中国跟英国官场，他曾到北京出任清朝官员，又到美国旧金山任领使参赞，后来归化英籍，并获任为立法局议员，为第二位的华人立法局议员，亦是东华医院的创办人之一，「黄胜当年获港督委任，主要有三点，包括他识英文，是基督徒，以及他有国际视野，能同中国人眼光看西方；而跟今天相比，基督徒这身份是两码子不同，当年基督徒本身就是等同着社会地位身份。」
至于马礼逊纪念学校的其他「杰出校友」，还包括后来负笈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成为中国首位留英学医并获医学博士学位的黄宽，他也是香江一代名医；另外，还包括作为洋务运动的执行者、本身是买办家族的唐廷枢、廷植及廷庚兄弟，他们是怡和洋行的买办，同时也成功把当年中国政府成立的招商局转亏为盈，对中国现代化什有贡献，而三人的成就，正是得益于基督教教育。
香港战前的名人信徒
丁新豹之后再提及多名战前在香港的「名人教徒」，包括伍廷芳、韦玉、何启、孙中山、关元昌、王煜初、杨衢云、谢缵泰、李煜堂、马应彪、郭乐郭泉兄弟、林护、李树芬等人；其中伍廷芳是首位取得外国律师资格的华人，亦是香港首名华人大律师及首名华人立法局议员，后来于中国从政，官至中华民国外交总长。而他的妻子就是何福堂牧师之女何妙龄，「那时候基督教家庭不多，这些家庭间通婚，选择就不多，所以如果划一个关系网出来，可能已经把很多人能连起来。」丁新豹分析说。
韦玉跟何启是另外两位华人立法局议员，前者之父是有利银行买办，故可说是香港最早一代的富二代，他曾任东华医院主席；后者何福堂牧师之子，是香港首个获封爵士的华人，同时更是医生、大律师、商人和政治家。何启当时在中央书院毕业后，到英国留学，先后修毕医学跟法律，回港后创办香港雅丽氏利济医院，同时附设香港华人西医书院，正是香港大学的前身，也是孙中山先生的母校，何启亦是孙之老师。丁新豹形容，何启可能时十九世纪最西化的华人，但他虽然忠于英国，内心却非常希望帮助中国进步，故此发表不少帮助中国改革的文章，亦助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后，打通西方传媒之关系。
孙中山先生的故事不少人都耳熟能详，他在香港读书和受洗，现时的孙中山纪念馆仍保存了当年他的受洗纪录。而孙中山先生当年在港最常参与道济会堂的聚会，道济会堂就是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香港堂的前身，据丁新豹解说，堂会跟整场辛亥革命关系深远，从教会堂庆订于十月十日更可见一斑。
事实上，当时不少道济会堂中人亦是社会上举足轻重的华人，例如跟孙中山份属老友的教长老关元昌，是中国牙医鼻祖，他的子女及后人，五代中有三十馀人从事西医业，堪称中国最早的「西医世家」。而道济会堂的会牧王煜初牧师，就跟孙中山亦师亦友，其子王宠益是香港大学首位华人教授，另一儿子王宠惠则是法律专家，整个家族自他们祖父王元深开始，已是基督教世家。
道济会堂另一长老区凤墀牧师，也跟革命事业大有关系，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中文老师，亦是其莫逆之交，鼓励他受洗，孙中山另名「逸仙」亦是由区为其改名，丁新豹更分享了一个小插曲，透露曾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中，因孙中山先生的英文名字是「逸仙」之译音名字，换来对方查询是否属同一人，令他哭笑不得。
战前信徒影响中国时局
当年道济会堂内集结了一群具有改革进步思想的教徒，他们在团契中经常讨论中国大势，当中包括王元深及区凤墀等人在内的六大代表人物，被称为「香江六老」。
另外两位的战前信徒，是在百子里创立辅仁文社的谢缵泰、杨衢云。谢缵泰生于澳洲悉尼，后回港于中央书院即皇仁书院的前身读书，为人多才多艺，是中国第一位飞船设计者，也是香港英文《南华早报》的创办人之一，据丁新豹介入，由于他属「杨衢云派」，跟孙中山意见不同，故此虽然他在早期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国民党历史纪录却几乎没有其存在。
杨衢云向来被视为是被遗忘的辛亥革命香港烈士，在香港中环被清廷暗杀，亲友因害怕被滋扰，故其墓碑多年来只有编号而无名字，直至近年才加上碑志，丁新豹又指，由于杨是安葬于跑马地香港基督教坟场，其教徒身份才被确认。
至于马应彪、郭乐郭泉兄弟，分别开办了先施跟永安百货，不说不知，原来当年的四大百货公司创办人均为信徒；而林护则是建筑界钜子，李树芬医生则是养和医院创办人，他也是当年同盟会的成员，多人均是革命的幕后金主。
丁新豹最后总结，战前的香港基督徒，不少是源于基督教学校培育出的香港最早华裔菁英，当中包括十九世纪四位华人立法局议员，丁新豹认为四人均是基督徒绝非偶然，反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徒身份而被「赏识」；而孙中山先生跟他的支持者，更是绝大部分为基督徒，部分人更是因信徒身分，在革命失败时获西方营救。而如此情况，反映香港的基督徒对近代中国的形塑发挥巨大作用，「基督教办学培育了大量教徒，他们又开办更多基督教学校，他们对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医疗等贡献良多，亦有助移风易俗，例如在禁止纳妾、禁鸦片、缠足及蓄养丫鬟等，都起着关键作用。」
其实，丁新豹的演讲中，不少涉及这些望族的资料，都有他们的坟墓照片，原来他们都几乎安葬于香港的基督教坟场，丁新豹亦特别提及，早在一八八二年，其时港府已批准划出薄扶林一带土地作基督教联会坟场，是香港首个为华人而设的坟场，但只为教徒而设，较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的设立早了近三十年，「这个当时也有实际需要，因为这班香港最早的基督徒，已经定居香港，也因为舍仰原因，不会再回自己家乡祭祖，跟祠堂说再见，所以他们便一定要安葬在香港。」
杨锡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