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馬禮遜二百多年前來華，將基督教正式傳入中國，原來同時也對港澳等地的政、商界帶來最大影響，因為在香港的戰前時期，不少在當年社會上最具影響力的人物都是基督徒，究竟是巧合還是另有因由？當中故事，原來可讓人能更透徹認識香港的歷史。
聖言書藝社在四月七日舉行每月一度的書法雅集，並請來丁新豹博士就「戰前香港的基督教與教徒」作專題演講，吸引近百名會員出席參與。丁新豹為前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專門研究香港及珠三角等地的歷史，亦是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及古物諮詢委員會會員，聖言書藝社書藝社主席梁寶珠介紹他時，形容他如「活歷史字典」。
書法雅集以頌唱詩歌〈真光普照〉作開始，之後邀請人稱「楊醫」的楊錫鏘牧師作靈修分享。他以馬太福音五章13至16節經文作分享，提到信徒要「有味」作好見證，而教會從聖經年代，都經歷軟弱及受逼迫的時候，卻成就了美好的見證。楊錫鏘又分享稱，基督徒會擔心世界愈變黑暗，但如果信徒能作光，其實光應該更明亮，所以外面的黑暗實非重點，他還寄語會員在抄寫時經文時，可以更深入去思考作鹽作光的重要性。
一切由馬禮遜來華開始
丁新豹作演講時先直言，自己本身並非研究基督教史，卻發現在研究香港歷史時，無法避開基督徒，也從而令他產生了興趣，結果有頗多有趣發現，包括在十九世紀時，基督徒原來對香港及中國有很大貢獻，而一切可追溯到當年馬禮遜當年來華開始。
丁新豹指出，當年馬禮遜來華，穿梭廣州澳門，而他離世後，馬禮遜教育會開設了馬禮遜紀念學校，該校雖然只開辦了僅十年時間，卻培養了大量最具影響力的人材，他們可說是最早接受基督教教育的華人，學校的成就甚至更勝百年老校。
馬禮遜紀念學校原本在澳門開校，後來遷至香港，落戶在香港灣仔的摩利臣山，當時摩利臣山仍未被移平，灣仔更尚未填海，從歷史照片可見，馬禮遜紀念學校就建於山上。
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傑出校友
丁新豹繼而舉例列出這批「傑出校友」，當中最為重要之一是生於一八二八年的容閎，他是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學美國之學生，亦是首名於耶魯學院就讀之中國人，其最大的貢獻，是促成一百二十位中國幼童留美讀書，令他被稱為中國留學生先驅，而由洋務運動、戊戌維新、君主立憲運動到辛亥革命，都能發現他參與的身影。
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另一「傑出校友」是黃勝，他於英華印刷部工作，曾協助印製中國第一份宗教期刊《遐邇貫珍》，刊載西方近代文明及時政要聞。黃勝穿梭中國跟英國官場，他曾到北京出任清朝官員，又到美國舊金山任領使參贊，後來歸化英籍，並獲任為立法局議員，為第二位的華人立法局議員，亦是東華醫院的創辦人之一，「黃勝當年獲港督委任，主要有三點，包括他識英文，是基督徒，以及他有國際視野，能同中國人眼光看西方；而跟今天相比，基督徒這身份是兩碼子不同，當年基督徒本身就是等同著社會地位身份。」
至於馬禮遜紀念學校的其他「傑出校友」，還包括後來負笈蘇格蘭愛丁堡大學，成為中國首位留英學醫並獲醫學博士學位的黃寬，他也是香江一代名醫；另外，還包括作為洋務運動的執行者、本身是買辦家族的唐廷樞、廷植及廷庚兄弟，他們是怡和洋行的買辦，同時也成功把當年中國政府成立的招商局轉虧為盈，對中國現代化甚有貢獻，而三人的成就，正是得益於基督教教育。
香港戰前的名人信徒
丁新豹之後再提及多名戰前在香港的「名人教徒」，包括伍廷芳、韋玉、何啟、孫中山、關元昌、王煜初、楊衢雲、謝纘泰、李煜堂、馬應彪、郭樂郭泉兄弟、林護、李樹芬等人；其中伍廷芳是首位取得外國律師資格的華人，亦是香港首名華人大律師及首名華人立法局議員，後來於中國從政，官至中華民國外交總長。而他的妻子就是何福堂牧師之女何妙齡，「那時候基督教家庭不多，這些家庭間通婚，選擇就不多，所以如果劃一個關係網出來，可能已經把很多人能連起來。」丁新豹分析說。
韋玉跟何啟是另外兩位華人立法局議員，前者之父是有利銀行買辦，故可說是香港最早一代的富二代，他曾任東華醫院主席；後者何福堂牧師之子，是香港首個獲封爵士的華人，同時更是醫生、大律師、商人和政治家。何啟當時在中央書院畢業後，到英國留學，先後修畢醫學跟法律，回港後創辦香港雅麗氏利濟醫院，同時附設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正是香港大學的前身，也是孫中山先生的母校，何啟亦是孫之老師。丁新豹形容，何啟可能時十九世紀最西化的華人，但他雖然忠於英國，內心卻非常希望幫助中國進步，故此發表不少幫助中國改革的文章，亦助孫中山成立興中會後，打通西方傳媒之關係。
孫中山先生的故事不少人都耳熟能詳，他在香港讀書和受洗，現時的孫中山紀念館仍保存了當年他的受洗紀錄。而孫中山先生當年在港最常參與道濟會堂的聚會，道濟會堂就是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香港堂的前身，據丁新豹解說，堂會跟整場辛亥革命關係深遠，從教會堂慶訂於十月十日更可見一斑。
事實上，當時不少道濟會堂中人亦是社會上舉足輕重的華人，例如跟孫中山份屬老友的教長老關元昌，是中國牙醫鼻祖，他的子女及後人，五代中有三十餘人從事西醫業，堪稱中國最早的「西醫世家」。而道濟會堂的會牧王煜初牧師，就跟孫中山亦師亦友，其子王寵益是香港大學首位華人教授，另一兒子王寵惠則是法律專家，整個家族自他們祖父王元深開始，已是基督教世家。
道濟會堂另一長老區鳳墀牧師，也跟革命事業大有關係，他是孫中山先生的中文老師，亦是其莫逆之交，鼓勵他受洗，孫中山另名「逸仙」亦是由區為其改名，丁新豹更分享了一個小插曲，透露曾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中，因孫中山先生的英文名字是「逸仙」之譯音名字，換來對方查詢是否屬同一人，令他哭笑不得。
戰前信徒影響中國時局
當年道濟會堂內集結了一群具有改革進步思想的教徒，他們在團契中經常討論中國大勢，當中包括王元深及區鳳墀等人在內的六大代表人物，被稱為「香江六老」。
另外兩位的戰前信徒，是在百子里創立輔仁文社的謝纘泰、楊衢雲。謝纘泰生於澳洲悉尼，後回港於中央書院即皇仁書院的前身讀書，為人多才多藝，是中國第一位飛船設計者，也是香港英文《南華早報》的創辦人之一，據丁新豹介入，由於他屬「楊衢雲派」，跟孫中山意見不同，故此雖然他在早期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國民黨歷史紀錄卻幾乎沒有其存在。
楊衢雲向來被視為是被遺忘的辛亥革命香港烈士，在香港中環被清廷暗殺，親友因害怕被滋擾，故其墓碑多年來只有編號而無名字，直至近年才加上碑誌，丁新豹又指，由於楊是安葬於跑馬地香港基督教墳場，其教徒身份才被確認。
至於馬應彪、郭樂郭泉兄弟，分別開辦了先施跟永安百貨，不說不知，原來當年的四大百貨公司創辦人均為信徒；而林護則是建築界鉅子，李樹芬醫生則是養和醫院創辦人，他也是當年同盟會的成員，多人均是革命的幕後金主。
丁新豹最後總結，戰前的香港基督徒，不少是源於基督教學校培育出的香港最早華裔菁英，當中包括十九世紀四位華人立法局議員，丁新豹認為四人均是基督徒絕非偶然，反而是因為他們的信徒身份而被「賞識」；而孫中山先生跟他的支持者，更是絕大部分為基督徒，部分人更是因信徒身分，在革命失敗時獲西方營救。而如此情況，反映香港的基督徒對近代中國的形塑發揮巨大作用，「基督教辦學培育了大量教徒，他們又開辦更多基督教學校，他們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醫療等貢獻良多，亦有助移風易俗，例如在禁止納妾、禁鴉片、纏足及蓄養丫鬟等，都起著關鍵作用。」
其實，丁新豹的演講中，不少涉及這些望族的資料，都有他們的墳墓照片，原來他們都幾乎安葬於香港的基督教墳場，丁新豹亦特別提及，早在一八八二年，其時港府已批准劃出薄扶林一帶土地作基督教聯會墳場，是香港首個為華人而設的墳場，但只為教徒而設，較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的設立早了近三十年，「這個當時也有實際需要，因為這班香港最早的基督徒，已經定居香港，也因為舍仰原因，不會再回自己家鄉祭祖，跟祠堂說再見，所以他們便一定要安葬在香港。」
楊錫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