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要引导信教公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就是要引导宗教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教规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
中共要求各宗教要做到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国家最高利益，拥护中共领导。这就是政治上的「红线」。如果说，基督徒要效忠及顺服政权，一旦发表挑战或批评政权的言论，便动辄被扣上「分裂国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那么，在上述「宗教中国化」的要求下，圣经中某些内容，会否被视为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时代进步」，因而不能宣讲？
以下是真实的例子，绝非危言耸听：
一九五九年，正值中共建国十年，加上大跃进之风，举国在歌颂共产社会的优越。这时，中国教会展开批判《荒漠甘泉》的运动，指该书内容充斥着歌颂黑暗，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毒素思想，成为反革命份子的工具。这些批判，便是有利于、符合时代进步的诠释了！
一九九九年，中国某神学院的老师，为了让基督教适应社会主义，公开撰文提出反对基督徒引用圣经中带有「消极悲观」的经文，例如旧约传道书中「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认为这是否表示「社会主义建设和全国人民一心一意，奋发图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虚空的」？新约腓立比书谓「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是否指向现时的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呢？在这位牧师心目中，有关经文，便是不利于时代进步的消极因素了！
上述两起例子，说明那种宗教信仰必须维护政治红线的主张的危机——即或没有触犯法律的言论，却在「国家及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动辄得咎。政权的干涉会从外在的具体行为，进一步延伸至内在的思想观念。仅仅因为表达了一些「政治不正确」的主张，便会受到批判。更可怕的是，在这种「泛政治化」的标准下，圣经中不少内容，也要接受「政治审查」。其中，具有终末论色彩的信仰表达，因其与现世的张力，在政权眼中，往往成为对现世的批判与否定，因而受到禁止或约束。
Patrick Michel曾以东欧三国（波兰、匈牙利及捷克）的情况为例，探讨天主教会对社会变迁所发挥的三重「积极方向」（threefold 'active vector'）：一、在个人层面的「反异化」（disalienation）；二、社会层面的「去极权化」（detotalization）；三、国家层面的「去苏维埃化」（desovietization）。 1 不过，在高举「伟大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新时代，党国为防止宗教发挥上述的积极作用，企图借「中国化」的政治工程，实现个人层面的「异化」、社会层面的「驯化」，及国家层面的「党化」。
（原载于作者Facebook）
1. Patrick Michel,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Eastern Europe: Catholicism in Hungary, Poland & Czechoslovakia, trans. Alan Braley (Polity Press, 1991), 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