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北京发表白皮书明言保障宗教自由,但种种迹象显示,内地政治意识形态的绷紧气氛,在三月全国人大火速修宪后变本加厉——宏观者,例如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宗教事务局,直接由中共统战部「统一管理」,只剩牌子;微观者,例如北京民办幼稚园怀疑因为筹办者是基督徒家长,业主被当局施压提早中止租约,更有当局雇用的保安强闯校园驱逐工作人员。一切变化,均感受到一股上行下效的打压之风。事实上,三月全国政协宣布由年前主催浙江强拆十架的夏宝龙出任副主席兼秘书长,已成为上述高压趋势的滥觞。
这些变化,有其历史渊源,更需要置放在今天的全局当中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将「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视作首要任务。具体而言,媒体一律姓党,民间联络海外的虚拟私人网络(VPN)大幅收紧,好些中资境外媒体和文化机构活跃到一地步被海外当局视作中国国家代理人加以监察,什至有香港学者在境外研讨探问日后一旦中国专政不再该何去何从,亦被断章取义扣上分裂国家的播「独」帽子,以言入罪大肆鞭鞑。由是观之,宗教信仰群体今天在内地所遭受的打压待遇,实属冰山一角。
当意识形态先行,要达致以事实为基础的沟通和了解,往往变得相当困难。过去数十年,中国的经济成就,举世公认;发展让不少国人得以脱贫,也是实情。然而今天内地连「公民社会」、「普世价值」也在噤声之列;上行下效,人口有高端低端之分,领导肖像可以完胜宗教字画要求民间替换,十三亿人就是「普世」。如此自我中心的社会思维,对中国及其邻舍的长远福祉,到底是祸是福?
当中国的「软实力」化成「尖实力」,其透过资讯科技达致的「完美独裁」倾向,已使全球各地民主社会忧心忡忡处处提防。而处于专政国度边缘的香港,就倏然成为抗拒完美独裁的最前线。事实上,北京近年透过言论炮轰、几近替代本地立法的人大释法、违反《基本法》的高铁「一地两检」方案,以至越境执法疑云等种种方式,再加上本地亲建制阵营的推波助澜,来体现对港的「全面管治权」,使一国两制岌岌可危。港人有理有节的据理力争,捍卫香港社会的人权自由空间,这不单是为了自己,更是惠及海内外的邻舍。作为地球村的一员,因着历史的纽带、全球化的无远弗届雨露均沾,我们的自由,仍在服事我们的友邻。
回望中华大地,近年即使管控绵密,仍得见有识之士冒着高风险为公义与自由发声。去年底北京市强行清退十万计低端人口,触发大批人士联署反对,即属一例。我们今天身处专制边缘,所仅有的自由,焉知是为了怎样的历史召命,好荣耀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