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龙光以〈以爱化解恨〉回应我对他的批评。通篇读下来，我发现此前我并没有误读或误解他。如果说他此前的言论是只言片语、语焉不详，那麽他的回应文章就将他的观点全面呈现出来。网友在《时代论坛》网站和脸书上的留言，几乎是一边倒的对卢的批评，这对自称「代表」香港或中国主流民意的卢氏是莫大的讽刺。
本来，我不打算继续回应，但有中国国内的弟兄建议说：「这里争论的问题对面临日益增长的逼迫的中国教会有很重大的意义。面对一个如此邪恶的共产政权，我们基督徒当如何面对呢？」所以，我愿意再作一次回应，不是说卢氏和他个人的观点有多麽重要，而是说这场争议涉及的若干议题非常重要，中国、香港、台湾及华人教会都需要面对、思考和应对。
卢氏指出：「世界在变，中国在变，香港在变，任何人的观点，当然有基本原则，但若只是固步自封，只看昨日，不看今天，只见到黑暗，见不到光明，不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去看变化中的景物，作出反思、判断和调适，这种立场是无法沟通和对话的。」我当然看到了世界、中国和香港的各种变化，然而中共的本质如同「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从其建党、建政以来从未有根本性的变化。昨天的中共跟今天的中共都是「杀人党」、「谎言党」、「暴力党」，何曾蜕变为现代选举式政党？我在中共身上只看到黑暗，看不到一点光明，除非卢氏对黑暗和光明的定义跟我截然相反：难道他认为习近平「走向帝制」的举动是光明吗？难道他认为中国数千家教会被拆毁是光明吗？遗憾的是，对于从来不变的中共政权，偏偏有很多人「愿意以开放的态度去调适」，比如香港泛民阵营代表人物汤家骅到北京跟张晓明「浪漫」赏花，圣公会大主教邝保罗盛赞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大有进步，政协常委谭耀宗声称「结束一党专政」是违宪。看来，卢氏还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他们看齐。
如何认识今日之中国（中共）？
卢氏在文章中认为，以纳粹政权和希特拉屠杀犹太人的例子来类比今天的中国政府，以苏联和捷克及东欧的关系比喻中国和香港的关系，并且以「香港沦陷」描述香港九七回归，乃是「不伦不类的类比」，「只可以说是反映了余先生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但却与大部份中国人对中国所认识的实际处境不符，也不是大部份香港人对香港的了解」。
我不知道卢氏何以代表「大部份中国人」和「大部份香港人」。难道雨伞革命中走上街头的数十万港人、参加维多利亚公园六四烛光晚会的数十万港人，都不能代表港人对中国（也即中共，因为「党领导一切」且「党国一体」）的认识吗？在中国，近年来固然没有出现像六四那样席卷全国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那是中共用七千亿维稳费用所达成的「高压锅中的稳定」，丝毫不足以说明「大部份中国人」对中共的统治心满意足、感恩戴德。习近平「全票」当选国家主席，能表明中共具备了统治合法性吗？一个对内镇压费用超过国防支出的政权，一个一夜之间将数十万「低端人口」赶出首都的政权，不是「进化了」的纳粹又是什麽呢？有网友将北京警察扫盪「低端人口」的照片与当年纳粹凌虐犹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前者简直就是后者的翻版。
中共政权一点都不比纳粹「更好」，我用这个类比，不仅不是「不伦不类」，而且我还嫌力度不足。中共的残暴、邪恶和黑暗，远远超过纳粹，中共屠杀国人的数量更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数倍之多。我即将出版一本专门论述「纳粹中国」这个概念的新书，希望更多香港、台湾和中国读者可以读到，然后不再像卢氏那样对中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什至从溃烂的脓疮中发现美善和进步。
当然，我并不指望单单靠文章就能说服卢氏，因为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我跟卢氏以及很多为中共说好话的海外人士之分歧，并非观念和价值之分歧，说到底，他们为中共背书，背后乃是利益的驱动。这些香港教会界名流雅士，早已是中共重点统战对象，「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此前，我有专文谴责梁燕城、梁家麟、台湾蒲公英基金会等个人和机构卖身求荣的卑贱行径，这次再加上一个卢龙光，这个名单上的后来者必定愈来愈多。
如何认识中国的宗教政策及「三自会」
如果能正确认识中共的本质，就能正确认识中共的「随附组织」三自会的本质。反之，不能认识中共的本质，自然也就不明白什麽是「三自会」。
卢氏有一段话批评我「对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因为信仰而被打压、批斗至死亡边缘，廿一年才获得平反的宁波市范爱侍牧师作出侮辱性言论，称他为官方「三自会」的「高级官员」！」并说我的此一言论「如此凉薄」。
范氏生前是「宁波市基督教协会」会长（宁波是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也担任过浙江省「两会」下辖的「浙江神学院」的首任院长，我说他是「三自会」的「高级官员」，难道有错吗？我是如实地陈述其身份和地位，为什么卢氏会如此恼羞成怒呢？难道卢氏自己也知道「三自会」是一个不能拿上台面、更不能向主交账的「负面名词」？
范氏早年被打成右派，送进劳改营，备受折磨，这是事实；但他晚年又投靠共产党，在「三自会」系统内从事宗教统战工作，这也是事实。我们不能说受过共产党迫害的人全都是好人（刘少奇、林彪被毛泽东迫害致死，但他们丝毫不值得同情），朱鎔基当年不也是右派吗？当朱鎔基熬成总理之后，在其任内不也干了数不尽的侵犯人权的恶行吗？
我用「三自会」这个名词，而不用「三自教会」这个名词，因为若遵循圣经原则，教会必须以耶稣基督为元首，而「三自会」下辖的各堂会，根据「三自会」之章程，其元首是党国及「社会主义制度」。三自作为一个庞大的组织体系，是共产党用以控制、监督乃至消灭基督教的工具。三自的官员，从政府领取薪水，从政府分配房子，不是耶稣的人，而是党国的人。我不否认在三自系统内有一些普通信徒具有真实的信仰，我跟他们有所接触，并劝导他们早日脱离三自。如果卢氏真是因为资讯受限、不了解三自的真实情况，我可以推荐他读一读来自温州家庭教会、如今在美国华人教会牧会的潘胜利牧师（笔名舍禾）所着的《中国稗子会——对「三自」的剖析》（美国华恩，二○一一年）。这是我读到的最全面、最深刻的关于三自会的专着。我相信崇基神学院或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一定存有此书。
就在卢氏为一名三自会高级官员之死如丧考妣之际，他对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和人权律师李柏光被共产党迫害致死的悲剧却无动于衷。而且，就在他撰写文章劝诫人们要多看中共及三自会的「光明」的一面之际，「中国福音会」的曹三强牧师被中共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七年重刑。数十年来，曹三强牧师在中国默默从事福音工作，如同春雨般「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二○○八年汶川地震后，曹三强在灾区帮助数以百计的学生及灾民度过难关。后来，曹三强牧师又到云南普洱从事宣教、慈善救济及兴教办学事业，帮助贫困儿童接受基础教育。共产党偏偏连这位低调谦卑的牧师都容不下。曹三强牧师不愿加入三自会，他所做的慈善和教育工作，居然比拥有巨大资源的共产党做得好，共产党当然不能看到体制外的人得到当地民众的爱戴，一定要将他除之而后快。
在耶稣基督眼中，卢龙光前院长和曹三强牧师，谁才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三自会与家庭教会，谁是稗子，谁是麦子？
如何认识六四民运和雨伞革命的成败？
卢氏又说，「我们支持民主发展的香港人，必须承认雨伞运动也是一场无功而还的民主运动」。他对六四民运也是如此论断，认为是「好心办错事」。正因为对中共的本质认识不清，才会有此种论调——如果不发生六四民运，中共不会血洗北京城，说不定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早就成功了；如果不发生雨伞革命，中共也许会同意香港实行「双普选」，香港民主就有保障了。以此类推，台湾的二二八屠杀也是如此——如果台湾人乖乖顺服，即便有「官逼」也不要自不量力地「民反」，后来哪会有白色恐怖和漫长的戒严呢？说到底，错的都是那些不知道「见好就收」的「激进派」。这就是卢氏「反思」的成果。
对六四、对雨伞革命，不是说不可以反思，而是说应当朝哪个方向反思。我对六四学生领袖和知识份子领袖，对「占中三子」以及香港的某些学生领袖，都曾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性意见。但是我的反思方向跟卢氏相反：首先，中共本质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或者用汉娜鄂兰的说法，是靠谎言和暴力来维持「极权主义」政体。即便是放弃反抗、甘当顺民，也未必就能置身事外、幸免于难。盼望绑匪良心发现，机率太低了。
其次，反抗运动一定要珍惜那些具有「彻底性」的思想和言行，不能不假思索地扣上「激进」的帽子、加以否定。六四时，学生们将污染毛像的「三勇士」扭送公安局，导致三人被判重刑，这成为不少良知未泯的学生领袖的终身之痛；雨伞革命时，有些人刻意跟港独派划清界限，殊不知本土意识和港独思想正是雨伞革命中诞生的最宝贵财富。
至于什么叫「成功」，我的判断也跟卢氏相反。如果用卢氏功利主义的眼光来看，耶稣基督不是成功者，而是失败者。为什么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这个危险的地方呢，在周边安全之地传福音难道不正可以拯救更多人的灵魂吗？为什么耶稣要以卵击石，得罪犹太祭司集团和罗马殖民当局呢？同样的道理，刺杀希特拉的施陶芬贝克以及散发反纳粹传单的「白玫瑰」兄妹，他们也都失败了。他们既未杀死希特拉，也未立时唤醒民众。然而，他们用生命证明了黑暗时代仍有自由之光，他们是德意志民族从罪孽中翻转的钥匙。雨伞运动也是如此，表面上看它未能撼动「土共与港奸治港」的政治格局，但它让全世界看到香港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并将思想的种子埋下，终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
卢氏引用若干圣经经文，反驳我所说的「因反抗，得自由」，证明「反抗」并非圣经的教导。我一般不会大量地、断章取义地引用圣经经文，在公共领域发表的评论文章，不是在教会讲台上宣讲的讲章，用不着大量引用圣经原文来表明自己的博学和敬虔。我更相信，字句是死的，精义是活的。
我所说的反抗，不是暴力革命。坚持真理，就是反抗，所谓「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圣经固然否定人们在地上建立天国的奢望，耶稣基督也不是带领犹太人推翻罗马帝国统治的民族英雄，但圣经确实是一本反抗之书，耶稣基督用上十字架的行为实践了对世俗权力的颠覆。如果不反抗，摩西如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不反抗，先知们为何不顾生命危险地斥责作恶多端的君王？
如果我引用另一些经文反驳卢氏，这种做法就太过小儿科了。我宁愿引用一位香港普通基督徒在其文章后的留言：「面对今日的光境，香港的教会和基督徒必须先审视过去数十年的态度和行为，再纵观香港与中国如何发展到贫富悬殊及法治流失的境地。是否太多人选择顺服但违反公义仁爱，来换取刻下所谓安稳的生活？基督徒有否按圣经教导，站在公义慈爱的原则演绎先知的角色，向不公不义以至迫害教会的掌权提出严厉警告和意见吗？还是最终盲目以顺服一切人间权柄继续沉默，对受欺压的人说『你们平平安安地回去』吗？或对被强盗打伤躺在路旁的人视而不见，从旁过去，留下好撒马利亚人现身代劳么？」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不是投降主义
卢氏在文章的最后居然引用刘晓波《我没有敌人》中的一短话，并反问我说：「余先生，你可以聆听到刘晓波『以爱化解恨』的呼声吗？」我不禁哑然失笑。
作为《刘晓波传》的作者，也作为刘晓波文集的编纂者，我对刘晓波思想脉络的理解，相信很少有人能企及。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在为《刘晓波传》所作之序言中指出：「以年龄而言，晓波和余杰是两代的人，但他们却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们之间的『气类』相近也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陈寅恪形容他和王国维之间的关系，写下了『许我忘年为气类』之句；他们也是『气类』相近的两代人。陈寅恪写《王观堂先生挽词》和《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都传诵一时，流播后世，正是由于『气类』相近，惟英雄才能识英雄。」卢氏岂能用刘晓波的言论和思想来否定我对他的批评？他根本没有读懂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真意。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宣告，绝对不是卢氏那样的投降主义——共产党太强大了，每次反抗都只能导致我们的处境继续恶化，所以不如放弃反抗，至少还可以苟活。反之，刘晓波的一生就是反抗的一生，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直到被中共虐待致死。他虽然尸骨无存，却向死而生。刘晓波所说的「没有敌人」，乃是提醒自己和所有的反抗者，不要成为仇恨的奴隶，不要最后变得跟反抗的对象「精神同构」，正如评论人一平所说：「自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明被摧毁为一片废墟。在这篇废墟上，我们如何重建文明？从哪里开始？哪是基点？晓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以个人的生命痛楚经历、体验以及深入反省，在中国当代这片文明的废墟上，确立了两个基点，一个是六四血泊，一个是以基督为样板的神圣意义和绝对道德；前者是立足，后者是指向；在这两者之间，确立起当下中国的道义精神，由此抵制极权统治，推动中国走向文明，完成宪政转型。」有一天，也许并未接受过洗礼的刘晓波和在神学院教了一辈子神学的卢龙光都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会认谁是他的门徒呢？
卢氏在文章中说我旅居美国，并未在香港生活，而且还很年轻，似乎不配讨论香港问题，更不配对足够「成熟」的退休院长提出异议，颇有点当年江泽民当年斥责香港记者张宝华“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太年轻，太简单，有时很幼稚」）的倚老卖老的气势。然而，我虽然没有长期生活在香港（我是港府黑名单上的人，从二○一○之后即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但我数年来撰写了数以百计声援香港民主运动和本土运动的文章，比生活在香港的卢氏发出更多的声音，我不认为我比他对香港的了解少。而且，我从来不认为年老就意味着自动具备了睿智、正直、真诚、勇敢这些品质，我从来不接受中华民族「尊老」的「优良传统」，我从来不害怕批评那些「树大根深」的老人——从学界的季羡林到饶宗颐，从政界的邓小平到江泽民，我不因为他们「老」就放过他们，也不会因为他们徒子徒孙众多就绕过他们。在真理面前，无所谓老少，老人和年轻人是完全平等的。
卢氏进而暗示，我是因为在中共的统治下受过苦，才会对共产党充满仇恨。于是，他居高临下地教导我说，要「用爱来化解仇恨」。但是，虚无缥缈的爱，专门给予强权者的爱，没有公义与之平衡的爱，并不是基督教的爱和圣经中的爱。耶稣从来没有教导信徒要爱罗马帝国或者以色列国，耶稣要求信徒去爱那弟兄中最小的那个。与之相反，卢氏的爱，是有选择性的，就像很多道貌岸然的教会那样，口口声声为在上掌权者祷告，但一说为六四难属、系狱的人权律师以及关押在集中营的藏人、维吾尔人祷告的时候，他们立即就瞠目结舌、闭口不言了。
这些年来，香港社会在变，香港教会也在变，很多人变得面目模糊，什至有人反向狂奔。我却相信，有些恒久不变的东西是弥足珍贵的。在香港的情势愈来愈严峻之际，香港教会界仍有那麽多像但以理那样坚持言说真话、真相、真理的基督徒，如崇基神学院现任院长邢福增博士、林国璋牧师、刘志雄牧师、袁天佑牧师、朱耀明牧师、陈日君枢机主教……有的我已相交十五年之久，彼此心心相印；有的我从来不曾谋面，却心有灵犀一点通。
尽管卢龙光这样的人物与我背道而驰，但在追求自由与真理的光荣荆棘路上，我并不孤独，正如雨伞革命中成千上万香港年轻人齐声高唱的黄家驹的那首〈海阔天空〉：「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寄自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