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龍光以〈以愛化解恨〉回應我對他的批評。通篇讀下來，我發現此前我並沒有誤讀或誤解他。如果說他此前的言論是隻言片語、語焉不詳，那麽他的回應文章就將他的觀點全面呈現出來。網友在《時代論壇》網站和臉書上的留言，幾乎是一邊倒的對盧的批評，這對自稱「代表」香港或中國主流民意的盧氏是莫大的諷刺。
本來，我不打算繼續回應，但有中國國內的弟兄建議說：「這裡爭論的問題對面臨日益增長的逼迫的中國教會有很重大的意義。面對一個如此邪惡的共產政權，我們基督徒當如何面對呢？」所以，我願意再作一次回應，不是說盧氏和他個人的觀點有多麽重要，而是說這場爭議涉及的若干議題非常重要，中國、香港、台灣及華人教會都需要面對、思考和應對。
盧氏指出：「世界在變，中國在變，香港在變，任何人的觀點，當然有基本原則，但若只是固步自封，只看昨日，不看今天，只見到黑暗，見不到光明，不願意以開放的態度去看變化中的景物，作出反思、判斷和調適，這種立場是無法溝通和對話的。」我當然看到了世界、中國和香港的各種變化，然而中共的本質如同「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從其建黨、建政以來從未有根本性的變化。昨天的中共跟今天的中共都是「殺人黨」、「謊言黨」、「暴力黨」，何曾蛻變為現代選舉式政黨？我在中共身上只看到黑暗，看不到一點光明，除非盧氏對黑暗和光明的定義跟我截然相反：難道他認為習近平「走向帝制」的舉動是光明嗎？難道他認為中國數千家教會被拆毀是光明嗎？遺憾的是，對於從來不變的中共政權，偏偏有很多人「願意以開放的態度去調適」，比如香港泛民陣營代表人物湯家驊到北京跟張曉明「浪漫」賞花，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盛讚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大有進步，政協常委譚耀宗聲稱「結束一黨專政」是違憲。看來，盧氏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他們看齊。
如何認識今日之中國（中共）？
盧氏在文章中認為，以納粹政權和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的例子來類比今天的中國政府，以蘇聯和捷克及東歐的關係比喻中國和香港的關係，並且以「香港淪陷」描述香港九七回歸，乃是「不倫不類的類比」，「只可以說是反映了余先生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但卻與大部份中國人對中國所認識的實際處境不符，也不是大部份香港人對香港的了解」。
我不知道盧氏何以代表「大部份中國人」和「大部份香港人」。難道雨傘革命中走上街頭的數十萬港人、參加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燭光晚會的數十萬港人，都不能代表港人對中國（也即中共，因為「黨領導一切」且「黨國一體」）的認識嗎？在中國，近年來固然沒有出現像六四那樣席捲全國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但那是中共用七千億維穩費用所達成的「高壓鍋中的穩定」，絲毫不足以說明「大部份中國人」對中共的統治心滿意足、感恩戴德。習近平「全票」當選國家主席，能表明中共具備了統治合法性嗎？一個對內鎮壓費用超過國防支出的政權，一個一夜之間將數十萬「低端人口」趕出首都的政權，不是「進化了」的納粹又是甚麽呢？有網友將北京警察掃盪「低端人口」的照片與當年納粹凌虐猶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前者簡直就是後者的翻版。
中共政權一點都不比納粹「更好」，我用這個類比，不僅不是「不倫不類」，而且我還嫌力度不足。中共的殘暴、邪惡和黑暗，遠遠超過納粹，中共屠殺國人的數量更是希特勒屠殺猶太人的數倍之多。我即將出版一本專門論述「納粹中國」這個概念的新書，希望更多香港、台灣和中國讀者可以讀到，然後不再像盧氏那樣對中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從潰爛的膿瘡中發現美善和進步。
當然，我並不指望單單靠文章就能說服盧氏，因為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我跟盧氏以及很多為中共說好話的海外人士之分歧，並非觀念和價值之分歧，說到底，他們為中共背書，背後乃是利益的驅動。這些香港教會界名流雅士，早已是中共重點統戰對象，「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此前，我有專文譴責梁燕城、梁家麟、台灣蒲公英基金會等個人和機構賣身求榮的卑賤行徑，這次再加上一個盧龍光，這個名單上的後來者必定愈來愈多。
如何認識中國的宗教政策及「三自會」
如果能正確認識中共的本質，就能正確認識中共的「隨附組織」三自會的本質。反之，不能認識中共的本質，自然也就不明白甚麽是「三自會」。
盧氏有一段話批評我「對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因為信仰而被打壓、批鬥至死亡邊緣，廿一年才獲得平反的寧波市范愛侍牧師作出侮辱性言論，稱他為官方「三自會」的「高級官員」！」並說我的此一言論「如此涼薄」。
范氏生前是「寧波市基督教協會」會長（寧波是副省級的「計劃單列市」），也擔任過浙江省「兩會」下轄的「浙江神學院」的首任院長，我說他是「三自會」的「高級官員」，難道有錯嗎？我是如實地陳述其身份和地位，為甚麼盧氏會如此惱羞成怒呢？難道盧氏自己也知道「三自會」是一個不能拿上台面、更不能向主交賬的「負面名詞」？
范氏早年被打成右派，送進勞改營，備受折磨，這是事實；但他晚年又投靠共產黨，在「三自會」系統內從事宗教統戰工作，這也是事實。我們不能說受過共產黨迫害的人全都是好人（劉少奇、林彪被毛澤東迫害致死，但他們絲毫不值得同情），朱鎔基當年不也是右派嗎？當朱鎔基熬成總理之後，在其任內不也幹了數不盡的侵犯人權的惡行嗎？
我用「三自會」這個名詞，而不用「三自教會」這個名詞，因為若遵循聖經原則，教會必須以耶穌基督為元首，而「三自會」下轄的各堂會，根據「三自會」之章程，其元首是黨國及「社會主義制度」。三自作為一個龐大的組織體系，是共產黨用以控制、監督乃至消滅基督教的工具。三自的官員，從政府領取薪水，從政府分配房子，不是耶穌的人，而是黨國的人。我不否認在三自系統內有一些普通信徒具有真實的信仰，我跟他們有所接觸，並勸導他們早日脫離三自。如果盧氏真是因為資訊受限、不了解三自的真實情況，我可以推薦他讀一讀來自溫州家庭教會、如今在美國華人教會牧會的潘勝利牧師（筆名舍禾）所著的《中國稗子會——對「三自」的剖析》（美國華恩，二○一一年）。這是我讀到的最全面、最深刻的關於三自會的專著。我相信崇基神學院或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一定存有此書。
就在盧氏為一名三自會高級官員之死如喪考妣之際，他對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和人權律師李柏光被共產黨迫害致死的悲劇卻無動於衷。而且，就在他撰寫文章勸誡人們要多看中共及三自會的「光明」的一面之際，「中國福音會」的曹三強牧師被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七年重刑。數十年來，曹三強牧師在中國默默從事福音工作，如同春雨般「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二○○八年汶川地震後，曹三強在災區幫助數以百計的學生及災民度過難關。後來，曹三強牧師又到雲南普洱從事宣教、慈善救濟及興教辦學事業，幫助貧困兒童接受基礎教育。共產黨偏偏連這位低調謙卑的牧師都容不下。曹三強牧師不願加入三自會，他所做的慈善和教育工作，居然比擁有巨大資源的共產黨做得好，共產黨當然不能看到體制外的人得到當地民眾的愛戴，一定要將他除之而後快。
在耶穌基督眼中，盧龍光前院長和曹三強牧師，誰才是「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呢？三自會與家庭教會，誰是稗子，誰是麥子？
如何認識六四民運和雨傘革命的成敗？
盧氏又說，「我們支持民主發展的香港人，必須承認雨傘運動也是一場無功而還的民主運動」。他對六四民運也是如此論斷，認為是「好心辦錯事」。正因為對中共的本質認識不清，才會有此種論調——如果不發生六四民運，中共不會血洗北京城，說不定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早就成功了；如果不發生雨傘革命，中共也許會同意香港實行「雙普選」，香港民主就有保障了。以此類推，台灣的二二八屠殺也是如此——如果台灣人乖乖順服，即便有「官逼」也不要自不量力地「民反」，後來哪會有白色恐怖和漫長的戒嚴呢？說到底，錯的都是那些不知道「見好就收」的「激進派」。這就是盧氏「反思」的成果。
對六四、對雨傘革命，不是說不可以反思，而是說應當朝哪個方向反思。我對六四學生領袖和知識份子領袖，對「佔中三子」以及香港的某些學生領袖，都曾提出過尖銳的批評性意見。但是我的反思方向跟盧氏相反：首先，中共本質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或者用漢娜鄂蘭的說法，是靠謊言和暴力來維持「極權主義」政體。即便是放棄反抗、甘當順民，也未必就能置身事外、倖免於難。盼望綁匪良心發現，機率太低了。
其次，反抗運動一定要珍惜那些具有「徹底性」的思想和言行，不能不假思索地扣上「激進」的帽子、加以否定。六四時，學生們將污染毛像的「三勇士」扭送公安局，導致三人被判重刑，這成為不少良知未泯的學生領袖的終身之痛；雨傘革命時，有些人刻意跟港獨派劃清界限，殊不知本土意識和港獨思想正是雨傘革命中誕生的最寶貴財富。
至於甚麼叫「成功」，我的判斷也跟盧氏相反。如果用盧氏功利主義的眼光來看，耶穌基督不是成功者，而是失敗者。為甚麼耶穌要進入耶路撒冷這個危險的地方呢，在周邊安全之地傳福音難道不正可以拯救更多人的靈魂嗎？為甚麼耶穌要以卵擊石，得罪猶太祭司集團和羅馬殖民當局呢？同樣的道理，刺殺希特拉的施陶芬貝克以及散發反納粹傳單的「白玫瑰」兄妹，他們也都失敗了。他們既未殺死希特拉，也未立時喚醒民眾。然而，他們用生命證明了黑暗時代仍有自由之光，他們是德意志民族從罪孽中翻轉的鑰匙。雨傘運動也是如此，表面上看它未能撼動「土共與港奸治港」的政治格局，但它讓全世界看到香港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不屈不撓的反抗意志，並將思想的種子埋下，終有一天會長成參天大樹。
盧氏引用若干聖經經文，反駁我所說的「因反抗，得自由」，證明「反抗」並非聖經的教導。我一般不會大量地、斷章取義地引用聖經經文，在公共領域發表的評論文章，不是在教會講台上宣講的講章，用不著大量引用聖經原文來表明自己的博學和敬虔。我更相信，字句是死的，精義是活的。
我所說的反抗，不是暴力革命。堅持真理，就是反抗，所謂「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聖經固然否定人們在地上建立天國的奢望，耶穌基督也不是帶領猶太人推翻羅馬帝國統治的民族英雄，但聖經確實是一本反抗之書，耶穌基督用上十字架的行為實踐了對世俗權力的顛覆。如果不反抗，摩西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不反抗，先知們為何不顧生命危險地斥責作惡多端的君王？
如果我引用另一些經文反駁盧氏，這種做法就太過小兒科了。我寧願引用一位香港普通基督徒在其文章後的留言：「面對今日的光境，香港的教會和基督徒必須先審視過去數十年的態度和行為，再縱觀香港與中國如何發展到貧富懸殊及法治流失的境地。是否太多人選擇順服但違反公義仁愛，來換取刻下所謂安穩的生活？基督徒有否按聖經教導，站在公義慈愛的原則演繹先知的角色，向不公不義以至迫害教會的掌權提出嚴厲警告和意見嗎？還是最終盲目以順服一切人間權柄繼續沉默，對受欺壓的人說『你們平平安安地回去』嗎？或對被強盜打傷躺在路旁的人視而不見，從旁過去，留下好撒馬利亞人現身代勞麼？」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不是投降主義
盧氏在文章的最後居然引用劉曉波《我沒有敵人》中的一短話，並反問我說：「余先生，你可以聆聽到劉曉波『以愛化解恨』的呼聲嗎？」我不禁啞然失笑。
作為《劉曉波傳》的作者，也作為劉曉波文集的編纂者，我對劉曉波思想脈絡的理解，相信很少有人能企及。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在為《劉曉波傳》所作之序言中指出：「以年齡而言，曉波和余杰是兩代的人，但他們卻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們之間的『氣類』相近也達到了最大的限度。……陳寅恪形容他和王國維之間的關係，寫下了『許我忘年為氣類』之句；他們也是『氣類』相近的兩代人。陳寅恪寫《王觀堂先生輓詞》和《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都傳誦一時，流播後世，正是由於『氣類』相近，惟英雄才能識英雄。」盧氏豈能用劉曉波的言論和思想來否定我對他的批評？他根本沒有讀懂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真意。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絕對不是盧氏那樣的投降主義——共產黨太強大了，每次反抗都只能導致我們的處境繼續惡化，所以不如放棄反抗，至少還可以苟活。反之，劉曉波的一生就是反抗的一生，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一直到被中共虐待致死。他雖然屍骨無存，卻向死而生。劉曉波所說的「沒有敵人」，乃是提醒自己和所有的反抗者，不要成為仇恨的奴隸，不要最後變得跟反抗的對象「精神同構」，正如評論人一平所說：「自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明被摧毀為一片廢墟。在這篇廢墟上，我們如何重建文明？從哪裡開始？哪是基點？曉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以個人的生命痛楚經歷、體驗以及深入反省，在中國當代這片文明的廢墟上，確立了兩個基點，一個是六四血泊，一個是以基督為樣板的神聖意義和絕對道德；前者是立足，後者是指向；在這兩者之間，確立起當下中國的道義精神，由此抵制極權統治，推動中國走向文明，完成憲政轉型。」有一天，也許並未接受過洗禮的劉曉波和在神學院教了一輩子神學的盧龍光都來到耶穌基督面前，耶穌基督會認誰是他的門徒呢？
盧氏在文章中說我旅居美國，並未在香港生活，而且還很年輕，似乎不配討論香港問題，更不配對足夠「成熟」的退休院長提出異議，頗有點當年江澤民當年斥責香港記者張寶華“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太年輕，太簡單，有時很幼稚」）的倚老賣老的氣勢。然而，我雖然沒有長期生活在香港（我是港府黑名單上的人，從二○一○之後即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但我數年來撰寫了數以百計聲援香港民主運動和本土運動的文章，比生活在香港的盧氏發出更多的聲音，我不認為我比他對香港的了解少。而且，我從來不認為年老就意味著自動具備了睿智、正直、真誠、勇敢這些品質，我從來不接受中華民族「尊老」的「優良傳統」，我從來不害怕批評那些「樹大根深」的老人——從學界的季羨林到饒宗頤，從政界的鄧小平到江澤民，我不因為他們「老」就放過他們，也不會因為他們徒子徒孫眾多就繞過他們。在真理面前，無所謂老少，老人和年輕人是完全平等的。
盧氏進而暗示，我是因為在中共的統治下受過苦，才會對共產黨充滿仇恨。於是，他居高臨下地教導我說，要「用愛來化解仇恨」。但是，虛無縹緲的愛，專門給予強權者的愛，沒有公義與之平衡的愛，並不是基督教的愛和聖經中的愛。耶穌從來沒有教導信徒要愛羅馬帝國或者以色列國，耶穌要求信徒去愛那弟兄中最小的那個。與之相反，盧氏的愛，是有選擇性的，就像很多道貌岸然的教會那樣，口口聲聲為在上掌權者禱告，但一說為六四難屬、系獄的人權律師以及關押在集中營的藏人、維吾爾人禱告的時候，他們立即就瞠目結舌、閉口不言了。
這些年來，香港社會在變，香港教會也在變，很多人變得面目模糊，甚至有人反向狂奔。我卻相信，有些恆久不變的東西是瀰足珍貴的。在香港的情勢愈來愈嚴峻之際，香港教會界仍有那麽多像但以理那樣堅持言說真話、真相、真理的基督徒，如崇基神學院現任院長邢福增博士、林國璋牧師、劉志雄牧師、袁天佑牧師、朱耀明牧師、陳日君樞機主教……有的我已相交十五年之久，彼此心心相印；有的我從來不曾謀面，卻心有靈犀一點通。
儘管盧龍光這樣的人物與我背道而馳，但在追求自由與真理的光榮荊棘路上，我並不孤獨，正如雨傘革命中成千上萬香港年輕人齊聲高唱的黃家駒的那首〈海闊天空〉：「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寄自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