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崇基神学院前院长卢龙光在一次论坛中（编按：应为「神学路思」主办的培灵会，可参报道）提到「信徒要敢于提出复和」和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修补社会不同政见而产生的撕裂，以谦卑、不自义的态度，带来「复和」。这句话看似天衣无缝。然后，他口风一转，对那些「造成撕裂、破坏复合」的事件，如八九民运和雨伞运动提出严厉批判：「中央拟定《基本法》时本身没那么紧，但因为八九民运时，看见香港支持民运的力量，所以把《基本法》定得更紧；雨伞运动后，北京对香港管治也更紧，很多事都是愈斗愈输。」
我不敢相信，说以上这番话的人，在一九九七年曾经发表过一番教会应当捍卫自由、平等价值的豪言壮语：「教会并非一个政治团体，但对社会却有一定的期望，因此对一个影响社会运作及人民生活的政治制度存有理想。简单来说，我们的信仰相信上帝造人赋予了人自由，在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下有思想、信仰、表达、行动、择业等自由；也相信在上帝面前人与人的价值是相等的，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可以拥有绝对的权力，政治权是上帝赋予，目的是为整个社会能有秩序地运作而使全体得到益处。政治权是属于全体的而非任何一小撮人的。」这「两个卢龙光」难道是同一个人吗？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不过，我看到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的时候也曾公开支持学生，也就释然了。六四屠杀三十年来，香港沦陷二十年来，变脸之人，如过江之鲫。多一个卢龙光，也不足为奇。
同一逻辑下的可能问题
如果按照卢龙光观点，可以如此推理：犹太人被纳粹集体屠杀，是因为你们不愿顺服。本来希特拉只是要求你们在身上佩戴「大卫之星」的标识，你们却无知地选择反抗，结果你们被送进了集中营、走向了焚尸炉。如果不反抗，交出财产、谦卑祷告，大家至少可以相安无事啊。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劝诫刘晓波：刘晓波被共产党监禁并虐杀，是因为你们搞了一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零八宪章》。明明党让你可以在家中写作，只是偶尔被软禁而已，你却要组织三百零三个知识份子「妄议中央」，结果就是自寻死路、活该倒霉。这样的思维方式如此畅快淋漓。难怪这些年来，卢前院长对香港和中国事物的看法发生了静悄悄的位移：他对习近平政权拆毁教堂和十字架、抓捕基督徒和人权律师的暴行不闻不问，反倒对一名官方「三自会」的高级官员高寿而死感到伤心欲绝。
这让我想起一部特别的德国纪录片：《一段德国生活》，纪录片的主人公是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的打字员布伦西尔德彭瑟尔。彭瑟尔受访时已经一百零二岁，她讲述七十年前的往事时无比平静。彭瑟尔说，今天的人们不能批判当年像她这样「无知」的普通公务员，不能强求他们反抗纳粹的暴政。「那是根本不可能反抗的状态，反抗者只会无谓牺牲，而无法扭转一切。」
正是这种跟卢龙光一样的「牺牲无用论」让彭瑟尔无法理解反抗者。在宣传部时，彭瑟尔知道白玫瑰运动，她还曾经整理有关审判当事人的文件。彭瑟尔说，她身边所有人以及她自己都对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有无限的同情，可是认为他们太笨了，如果他们能够维持沉默，就可以保住生命。
台湾学者蔡庆桦在《纳粹政权核心的无知者》一文中指出：「彭瑟尔也许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意见，好心的、非政治的、只想好好过日子不愿有任何麻烦的平凡人们。」与之站在另一个队伍中的是那些白玫瑰运动的反抗者，那些反抗者们是真正的康德主义者，能让他们心生敬畏赞叹的，只有满布繁星的天空，以及内心的道德法则，而不是杀害六百万犹太人的政党。那麽，他们的反抗又真的是无用吗？「人类文明的往前推进，并不能全然仰赖成功者，这些失败者为后世留下的典範，把世界推向了更好的地方。他们对正确事情的坚持，以其单薄力量打破了『没人会反抗』的迷思，为德国战后形塑正确的历史认知与政治意识，做出了极大贡献。」
毫无疑问，基督徒以及所有热爱自由的公民都不应当放弃抗争。暴政及屠杀，绝对不是抗争的结果；而放弃抗争、束手就擒，从来无法避免暴政及屠杀。自由不会白白来临，惟有勇敢者、抗争者才配拥有自由。像卢龙光那样认为「反抗只能让处境愈来愈糟糕」的想法，实际上是通过对反抗者的抹黑，而让屈从者和妥协者或者某种虚假的「心安理得」，比之彭瑟尔这样的「平庸之恶」还大大不如。
以卵击石的反抗价值
香港记者谭蕙芸曾采访捷克异议作家、《七七宪章》的参与者克里玛。他们的对话让我深受感动。记者追问：「为何人要争取自由？」克里玛显然喜欢这个题目，他眼珠一转：「因为人类生来是自由的，但近代史却是对人类自由的不断践踏，人之为人就是要捍卫自由，若人不自由就像动物，好像猪，猪也活得快乐……直至它被屠宰。」记者告诉克里玛，香港有一个「港猪」名词，形容一些不关心政治的快活人，克里玛扬眉一笑，觉得很有趣。
虽然没有到过香港，但克里玛对香港的处境感同身受。他说，在冷战时代，捷克和东欧多国，只能仰着苏联鼻息生存。他深深明白一个小地方面对强大邻舍的压力：「捷克很小，当时面对苏联的big power （他把手伸得高高），我们这个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没有放弃过抗争；香港作为中国里仍然『自由的地方』，处境一定很困难，它的面积这么小，中国却是强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够顶住。你们必须记住要捍卫自由，因为即使你这么小，也可倒过来影响比你大的邻舍。」关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精卫填海式的反抗，以及反抗的价值，是克里玛说得对呢，还是卢龙光说得对？
无独有偶，香港冼丽婷也曾访谈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史学大师余英时。余英时备受士林及各界尊重，不单单是因为他杰出的学术成就，更是因为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反对、批判中共暴政。当无数华裔学者都争先恐后地回中国享受红地毯待遇时，余英时拒绝中共多次的邀请，并斩钉截铁地说，他根本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谈及香港问题，对香港颇有感情的余英时指出，今天的香港得力于英国殖民者的自由环境。「我看英国人在香港是有功劳的，说老实话。当时是殖民地，被他割去一块，是个奇大耻辱，结果让中国开一个门户，开一个将西方学术、文化传进中国的门户。」
中共御用文人、《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翻墙出来上推特，嘲讽反共人士是「做无用功」，还跟大家「打赌」说：你们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共产党垮台。胡锡进的「自信」就好像当年修筑柏林墙的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昂纳克信誓旦旦地宣称，柏林墙至少一百年屹立不倒，结果话音刚落，柏林墙就倒掉了——柏林墙再高也挡不住人们追求自由的愿望。因此，八十八岁高龄的余英时勉励香港人说，香港人惟有「尽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肠好了，给我们好东西了，给我们自由」。他赞扬那些反抗不止的香港学生说，「学生没有幻想，他们就是要自己去争取，所以他们不怕坐牢。……即便中共出重手，香港还是会反抗的，你不能把每个人都杀掉吧？」
因反抗，得自由，从旧约中的先知，到新约中的使徒，无不如此。而一旦下跪，就是自愿为奴，以及终身为奴。
（寄自美国。分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