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崇基神學院前院長盧龍光在一次論壇中（編按：應為「神學路思」主辦的培靈會，可參報道）提到「信徒要敢於提出復和」和以「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來修補社會不同政見而產生的撕裂，以謙卑、不自義的態度，帶來「復和」。這句話看似天衣無縫。然後，他口風一轉，對那些「造成撕裂、破壞復合」的事件，如八九民運和雨傘運動提出嚴厲批判：「中央擬定《基本法》時本身沒那麼緊，但因為八九民運時，看見香港支持民運的力量，所以把《基本法》定得更緊；雨傘運動後，北京對香港管治也更緊，很多事都是愈鬥愈輸。」
我不敢相信，說以上這番話的人，在一九九七年曾經發表過一番教會應當捍衛自由、平等價值的豪言壯語：「教會並非一個政治團體，但對社會卻有一定的期望，因此對一個影響社會運作及人民生活的政治制度存有理想。簡單來說，我們的信仰相信上帝造人賦予了人自由，在不侵犯別人的自由下有思想、信仰、表達、行動、擇業等自由；也相信在上帝面前人與人的價值是相等的，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除了上帝之外，沒有人可以擁有絕對的權力，政治權是上帝賦予，目的是為整個社會能有秩序地運作而使全體得到益處。政治權是屬於全體的而非任何一小撮人的。」這「兩個盧龍光」難道是同一個人嗎？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不過，我看到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屠城的時候也曾公開支持學生，也就釋然了。六四屠殺三十年來，香港淪陷二十年來，變臉之人，如過江之鯽。多一個盧龍光，也不足為奇。
同一邏輯下的可能問題
如果按照盧龍光觀點，可以如此推理：猶太人被納粹集體屠殺，是因為你們不願順服。本來希特拉只是要求你們在身上佩戴「大衛之星」的標識，你們卻無知地選擇反抗，結果你們被送進了集中營、走向了焚屍爐。如果不反抗，交出財產、謙卑禱告，大家至少可以相安無事啊。同樣的邏輯也可以用來勸誡劉曉波：劉曉波被共產黨監禁並虐殺，是因為你們搞了一份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零八憲章》。明明黨讓你可以在家中寫作，只是偶爾被軟禁而已，你卻要組織三百零三個知識份子「妄議中央」，結果就是自尋死路、活該倒霉。這樣的思維方式如此暢快淋漓。難怪這些年來，盧前院長對香港和中國事物的看法發生了靜悄悄的位移：他對習近平政權拆毀教堂和十字架、抓捕基督徒和人權律師的暴行不聞不問，反倒對一名官方「三自會」的高級官員高壽而死感到傷心欲絕。
這讓我想起一部特別的德國紀錄片：《一段德國生活》，紀錄片的主人公是納粹宣傳部部長戈培爾的打字員布倫西爾德彭瑟爾。彭瑟爾受訪時已經一百零二歲，她講述七十年前的往事時無比平靜。彭瑟爾說，今天的人們不能批判當年像她這樣「無知」的普通公務員，不能強求他們反抗納粹的暴政。「那是根本不可能反抗的狀態，反抗者只會無謂犧牲，而無法扭轉一切。」
正是這種跟盧龍光一樣的「犧牲無用論」讓彭瑟爾無法理解反抗者。在宣傳部時，彭瑟爾知道白玫瑰運動，她還曾經整理有關審判當事人的文件。彭瑟爾說，她身邊所有人以及她自己都對那些年輕的理想主義者有無限的同情，可是認為他們太笨了，如果他們能夠維持沉默，就可以保住生命。
台灣學者蔡慶樺在《納粹政權核心的無知者》一文中指出：「彭瑟爾也許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人的意見，好心的、非政治的、只想好好過日子不願有任何麻煩的平凡人們。」與之站在另一個隊伍中的是那些白玫瑰運動的反抗者，那些反抗者們是真正的康德主義者，能讓他們心生敬畏讚歎的，只有滿佈繁星的天空，以及內心的道德法則，而不是殺害六百萬猶太人的政黨。那麽，他們的反抗又真的是無用嗎？「人類文明的往前推進，並不能全然仰賴成功者，這些失敗者為後世留下的典範，把世界推向了更好的地方。他們對正確事情的堅持，以其單薄力量打破了『沒人會反抗』的迷思，為德國戰後形塑正確的歷史認知與政治意識，做出了極大貢獻。」
毫無疑問，基督徒以及所有熱愛自由的公民都不應當放棄抗爭。暴政及屠殺，絕對不是抗爭的結果；而放棄抗爭、束手就擒，從來無法避免暴政及屠殺。自由不會白白來臨，惟有勇敢者、抗爭者才配擁有自由。像盧龍光那樣認為「反抗只能讓處境愈來愈糟糕」的想法，實際上是通過對反抗者的抹黑，而讓屈從者和妥協者或者某種虛假的「心安理得」，比之彭瑟爾這樣的「平庸之惡」還大大不如。
以卵擊石的反抗價值
香港記者譚蕙芸曾採訪捷克異議作家、《七七憲章》的參與者克里瑪。他們的對話讓我深受感動。記者追問：「為何人要爭取自由？」克里瑪顯然喜歡這個題目，他眼珠一轉：「因為人類生來是自由的，但近代史卻是對人類自由的不斷踐踏，人之為人就是要捍衛自由，若人不自由就像動物，好像豬，豬也活得快樂……直至牠被屠宰。」記者告訴克里瑪，香港有一個「港豬」名詞，形容一些不關心政治的快活人，克里瑪揚眉一笑，覺得很有趣。
雖然沒有到過香港，但克里瑪對香港的處境感同身受。他說，在冷戰時代，捷克和東歐多國，只能仰著蘇聯鼻息生存。他深深明白一個小地方面對強大鄰舍的壓力：「捷克很小，當時面對蘇聯的big power （他把手伸得高高），我們這個文人圈子只有百多人，也沒有放棄過抗爭；香港作為中國裡仍然『自由的地方』，處境一定很困難，它的面積這麼小，中國卻是強大的力量，我希望香港人能夠頂住。你們必須記住要捍衛自由，因為即使你這麼小，也可倒過來影響比你大的鄰舍。」關於螳臂當車、以卵擊石、精衛填海式的反抗，以及反抗的價值，是克里瑪說得對呢，還是盧龍光說得對？
無獨有偶，香港冼麗婷也曾訪談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教授、史學大師余英時。余英時備受士林及各界尊重，不單單是因為他傑出的學術成就，更是因為他數十年如一日堅持不懈地反對、批判中共暴政。當無數華裔學者都爭先恐後地回中國享受紅地毯待遇時，余英時拒絕中共多次的邀請，並斬釘截鐵地說，他根本不承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談及香港問題，對香港頗有感情的余英時指出，今天的香港得力於英國殖民者的自由環境。「我看英國人在香港是有功勞的，說老實話。當時是殖民地，被他割去一塊，是個奇大恥辱，結果讓中國開一個門戶，開一個將西方學術、文化傳進中國的門戶。」
中共御用文人、《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翻牆出來上推特，嘲諷反共人士是「做無用功」，還跟大家「打賭」說：你們根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共產黨垮台。胡錫進的「自信」就好像當年修築柏林牆的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昂納克信誓旦旦地宣稱，柏林牆至少一百年屹立不倒，結果話音剛落，柏林牆就倒掉了——柏林牆再高也擋不住人們追求自由的願望。因此，八十八歲高齡的余英時勉勵香港人說，香港人惟有「盡量的反抗，不能有幻想」，「不能幻想他有一些心腸好了，給我們好東西了，給我們自由」。他讚揚那些反抗不止的香港學生說，「學生沒有幻想，他們就是要自己去爭取，所以他們不怕坐牢。……即便中共出重手，香港還是會反抗的，你不能把每個人都殺掉吧？」
因反抗，得自由，從舊約中的先知，到新約中的使徒，無不如此。而一旦下跪，就是自願為奴，以及終身為奴。
（寄自美國。分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