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子们哪,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约壹五21)
或许因为基督教最初是以外来宗教的身份进入香港,故宣教重心一直放在辨识真神,离弃假神的讨论上。归信基督,往往代表不再信仰民间传统宗教中的神只。但随着时代改变,不论是否成长于基督教家庭的年轻一代中,自认虔诚相信佛祖、观音什至玉皇大帝的人少之又少。就此,香港教会在数十年前亦开始重新诠释「拜偶像」的意义:拜偶像不单代表敬拜其他宗教的神只,同时也代表把世俗价值例如财富、名利和享乐等放在生命的首位而忘却神,例如缺席教会团契聚会而去旅行,会被认为是把享乐看得比神重要,落得「将旅行当作偶像」的污名。可是如果我们问上述的基督徒是否轻看信仰,相信他们不会认为去旅行比信仰重要,更不会否定信仰的重要性。
后偶像年代
当我们问时下的年轻人,他们把什么放在生命的首位,以致愿意为其牺牲/放弃其他事物,可能他们的答案会令旁人惊讶:「没有。」现实情况是,很多现代人什至基督徒在他们的生命中失去了神圣维度,不再把特定的价值/伦理,什至信仰,看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不少认信为基督徒的人,亦只当信仰为生命的其中一个範畴,所谓信仰生活,只不过是周末出席教会团契聚会/崇拜而已。
笔者将上述境况称为「后偶像年代」,是因为随着时代的改变,不单是社会文化,连对过去被视为偶像的属世价值例如对财富、权力、名誉的追求也不复存在。教会旧有厌弃偶像的教导已经失效,因为现时年轻一代的基督徒面对的挑战不再是简单地把其他价值观放得高于信仰,而是他们看不清前路去向,再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或价值观去成为追求的对象。「活在当下」成为大部份年轻人的座右铭;传统的道德伦理,什至关涉永恒的信仰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以致完全消散于日常生活的视域中。
如果我们尝试把现时香港年轻基督徒的信仰状态和教会历史上的一个时期作对比,或许十九世纪的丹麦教会是最贴近的例子。当时基督教作为丹麦国教在社会上扮演着特别的角色,每个婴儿一出世便理所当然领洗加入教会,成为基督徒。然而,当时的神学家祈克果却发现,虽然整个国家的所有人都是基督徒,但他们的生命并没有基督徒应有的样式,信仰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身份认同,而不是个人与神的相遇,遑论有进一步的信仰挣扎或反思。无疑,基督信仰在香港社会的影响力不能与十九世纪的丹麦相提并论,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什至不及全港总人口的十份之一。但论到基督教文化在香港的普及程度,因着基督教团体在医疗、教育和社福界的参与,相信只有少数香港人未曾接触过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对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基二代」什至「基三代」来说,成为基督徒更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惜的是,这些二代/三代基督徒反而是现时教会信徒流失最多的一群,流失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对信仰的理解便是教会教导的「要离弃偶像」,讲道/团契主日学的重点都不外乎如何正确处理男女关系、拒绝参与赌博游戏及不要庆祝万圣节等。种种教导令部份年轻信徒错误地理解教会只是一个高举伦理和规条的群体,不能解决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矛盾和挑战,最后选择离开信仰,寻求别的心灵慰借。
牧养青年信徒的神学转向
针对上述问题,教会牧者在牧养新一代的信徒时亦需要经历一个神学转向,重新反思基督信仰对当代信徒的意义。明显地,过去几年教会对于政治、社会文化和伦理的立场与教导使很多年轻信徒认为基督教未能回应当代的危机和需要,以致对基督信仰失去信心。未来香港教会要做的,正是重提基督信仰的时代性,让教会不沦为一个只谈论个人操守及道德规条的地方,而成为一个信徒在面对不同挣扎时遇见主并领受出路的神圣空间。如教会不欲再失却更多的年轻信徒,便不能再继续过去的做法,把信仰以外的价值观/事物列为偶像,将其解释为青年信徒不热心事主的原因,而应该正视年轻一辈失却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在宣讲基督时让他们重寻基督与生命的真实连结,令信仰不再单单是其中的一个範畴,而成为整个生命的根基。
总括而言,现时香港教会所面对青年信徒流失的问题实源于教会未能准确认识当代信徒的信仰状态,导致在牧养时仍停留在上一代对基督信仰和属世价值二元对立的理解,令青年信徒无法从信仰教导中寻求出路,并加深对教会只重视个人道德伦理的刻板印象,继而对信仰群体感到失望然后出走,尝试从其他俗世方法追寻答案。至于如何使教会教导更切合当代思潮,令青年信徒重新在基督信仰里扎根,还有望一众教牧同路人互相砥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