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常常得罪了你；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反去做。我们没有尽心爱你，也没有爱人如己。现在我们痛心懊悔，求你怜悯我们，为了圣子耶稣基督，饶恕我们的以往，扶助我们的现在，引导我们的将来；使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归荣耀给你的圣名。阿们。」

这是礼仪教会于主日崇拜中常用的认罪祷文，华人教会常注重是「不应做的反去做」的罪，却遗忘了「应做的不做」之恶。回顾教会传统，对罪的理解，可简分为「蓄犯之罪」（sin of commission）与「疏忽之罪」（sin of omission），前者指向信徒有意触犯真理禁止之事，如拜偶像、说谎、贪婪、离婚等；而后者则指向我们应行之善，却没有履行，如关怀困苦，倡导公义、维护真理等。

雅各说得清楚何谓「疏忽之罪」:「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17）。耶稣讲论好撒马利亚人故事，重点不在于「资格审查」，谁人配作我的邻舍，反而挑战有识之士（律法师），不要重复犯上祭司与利未人「疏忽之罪」。

耶稣于终极审判宣告：「我作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太廿五43），那些干犯「疏忽之罪」，于耶稣眼里是「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太廿五45）

美籍犹太裔学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一向致力研究极权主义，一九六一年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身份，参与纳粹战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讯过程，其后于刊物发表文章，引发极大的争议。他不否认艾希曼所犯的「蓄犯之罪」，对方辩护只是「奉命行事」。汉娜鄂兰经思考整理后，把文章成为书《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让世人尝试了解「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

汉娜鄂兰批评暴行之发生，不仅是独裁者希特勒与纳粹政权之恶，更指出「犹太委员会」也要负起责任，这群领袖是「疏忽之罪」的共犯。犹太委员会领袖为求自保，与纳粹合作，提供了「遣送名单」予纳粹送往屠杀。犹太人为了生存，识时务者为俊杰，出卖良知，服从命令，放弃思考，这便是汉娜鄂兰笔下的「平庸之恶」。

昔日的「犹太委员会」，对比今日香港教会之情景，教会领袖大多不会犯上「蓄犯之罪」，然而我们屡次干犯「疏忽之罪」。面对邪恶与不义，无论是内地堂会被拆十字架或维权人士不明不白被死亡，我们展示是「视而不见」的明哲保身。那些从不向政权说不的教会领袖，不要期望他日教会受到逼害时，他／她们会大声地反对，因为他／她们已驯服到不敢吭声。

「疏忽之罪」与「平庸之恶」，可说是同一事物之两面。我们「应做的不做」，如指斥谎言、维护公义等，任由邪恶不断扩张，人人识做，「平庸之恶」便形成了。

鄂兰于另一本着作《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第六章探讨天主教会，特别是教宗庇护十二世 （Pius XII） 对纳粹暴行的「疏忽之罪」。鄂兰指出天主教会面对极权，有三方面取态。

第一种回应为明哲保身，「抗议和谴责的态度……不仅徒劳，而且有害：这是问题的重点。」（279页） 鄂兰则反驳纳粹占领地区，天主教徒占多数。

第二种回应是教会势孤力弱，天主教徒无法动员与组织起来。「战争之中，教宗一份权威声明就可能造成分裂。」

第三种回应是保持中立，即使教宗看到希特勒发动「不义之战」，但他认为共产主义较纳粹主义更危险，「所以他几乎肯定不会介入」（280页）

鄂兰指出德国新教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德国主教团于一九三○年曾谴责纳粹意识型态，后于一九三三年撤回有关禁令和警告。当教会被要求确认所有具犹太血统的信徒时，「教会理所当然地配合」（283页）。教会什至把犹太裔的基督徒隔离，这群人遭受「双重的遗弃」（犹太群体与基督信仰群体）。

「只有真相会使我们自由。而全部的真相总是令人畏惧的。」鄂兰写此文是一九六四年，现今再读仍感受其言论的真实与深切。电影《1987逆权公民》，讲述南韩天主教会敢于成为政治犯的避难所，并于重要时刻，揭发真相。影片其中一句对白 :「我们剩下的最后武器，就是真相。」

香港教会要为我们对公义与真理的疏忽，「应做的不做，不应做的反去做」省察与悔改。预苦期间，就让我们一起省察常犯「疏忽之罪」，求主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