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最慈悲的上帝，我們承認在思想、言語和行為上，常常得罪了你；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反去做。我們沒有盡心愛你，也沒有愛人如己。現在我們痛心懊悔，求你憐憫我們，為了聖子耶穌基督，饒恕我們的以往，扶助我們的現在，引導我們的將來；使我們樂意遵行你的旨意，歸榮耀給你的聖名。阿們。」

這是禮儀教會於主日崇拜中常用的認罪禱文，華人教會常注重是「不應做的反去做」的罪，卻遺忘了「應做的不做」之惡。回顧教會傳統，對罪的理解，可簡分為「蓄犯之罪」（sin of commission）與「疏忽之罪」（sin of omission），前者指向信徒有意觸犯真理禁止之事，如拜偶像、說謊、貪婪、離婚等；而後者則指向我們應行之善，卻沒有履行，如關懷困苦，倡導公義、維護真理等。

雅各說得清楚何謂「疏忽之罪」:「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雅四17）。耶穌講論好撒馬利亞人故事，重點不在於「資格審查」，誰人配作我的鄰舍，反而挑戰有識之士（律法師），不要重複犯上祭司與利未人「疏忽之罪」。

耶穌於終極審判宣告：「我作客旅，你們不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我病了，我在監裏，你們不來看顧我」（太廿五43），那些干犯「疏忽之罪」，於耶穌眼裡是「既不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太廿五45）

美籍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一向致力研究極權主義，一九六一年以《紐約客》特約撰稿人身份，參與納粹戰犯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審訊過程，其後於刊物發表文章，引發極大的爭議。他不否認艾希曼所犯的「蓄犯之罪」，對方辯護只是「奉命行事」。漢娜鄂蘭經思考整理後，把文章成為書《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讓世人嘗試了解「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

漢娜鄂蘭批評暴行之發生，不僅是獨裁者希特勒與納粹政權之惡，更指出「猶太委員會」也要負起責任，這群領袖是「疏忽之罪」的共犯。猶太委員會領袖為求自保，與納粹合作，提供了「遣送名單」予納粹送往屠殺。猶太人為了生存，識時務者為俊傑，出賣良知，服從命令，放棄思考，這便是漢娜鄂蘭筆下的「平庸之惡」。

昔日的「猶太委員會」，對比今日香港教會之情景，教會領袖大多不會犯上「蓄犯之罪」，然而我們屢次干犯「疏忽之罪」。面對邪惡與不義，無論是內地堂會被拆十字架或維權人士不明不白被死亡，我們展示是「視而不見」的明哲保身。那些從不向政權說不的教會領袖，不要期望他日教會受到逼害時，他／她們會大聲地反對，因為他／她們已馴服到不敢吭聲。

「疏忽之罪」與「平庸之惡」，可說是同一事物之兩面。我們「應做的不做」，如指斥謊言、維護公義等，任由邪惡不斷擴張，人人識做，「平庸之惡」便形成了。

鄂蘭於另一本著作《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第六章探討天主教會，特別是教宗庇護十二世 （Pius XII） 對納粹暴行的「疏忽之罪」。鄂蘭指出天主教會面對極權，有三方面取態。

第一種回應為明哲保身，「抗議和譴責的態度……不僅徒勞，而且有害：這是問題的重點。」（279頁） 鄂蘭則反駁納粹佔領地區，天主教徒佔多數。

第二種回應是教會勢孤力弱，天主教徒無法動員與組織起來。「戰爭之中，教宗一份權威聲明就可能造成分裂。」

第三種回應是保持中立，即使教宗看到希特勒發動「不義之戰」，但他認為共產主義較納粹主義更危險，「所以他幾乎肯定不會介入」（280頁）

鄂蘭指出德國新教的表現，同樣令人失望；德國主教團於一九三○年曾譴責納粹意識型態，後於一九三三年撤回有關禁令和警告。當教會被要求確認所有具猶太血統的信徒時，「教會理所當然地配合」（283頁）。教會甚至把猶太裔的基督徒隔離，這群人遭受「雙重的遺棄」（猶太群體與基督信仰群體）。

「只有真相會使我們自由。而全部的真相總是令人畏懼的。」鄂蘭寫此文是一九六四年，現今再讀仍感受其言論的真實與深切。電影《1987逆權公民》，講述南韓天主教會敢於成為政治犯的避難所，並於重要時刻，揭發真相。影片其中一句對白 :「我們剩下的最後武器，就是真相。」

香港教會要為我們對公義與真理的疏忽，「應做的不做，不應做的反去做」省察與悔改。預苦期間，就讓我們一起省察常犯「疏忽之罪」，求主赦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