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洛桑福音运动，最多人想起的人物无疑是约翰斯托得牧师（John Stott），因他是《洛桑信约》的主要撰写人，也是其思想旗手。一九七五年洛桑会议出版的《洛桑信约》注释亦由斯托得亲自撰写。但洛桑运动的网页提到其始创人（founder）时，只列出葛培理牧师一人。

葛培理是最为世人认识的布道家，曾于一九五六、一九七五、一九九○年来港主持布道会，带动了九十年代以降香港本地大型联合布道聚会的风气。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我认为是发起及继续支持一个跟他自己的想法有距离的福音运动。

葛培理布道团受邀请到世界各地布道，因此他结识了各地的福音派教会领袖，但却发现人们彼此不认识，于是有感要把众人连结一起。这催生了一九六六年在柏林的福音会议及其后一九七四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世界福音会议。洛桑会议由葛培理负责开幕演讲（演讲辞可参此网站），并制订了《洛桑信约》，建立起一个普世福音派领袖合作的平台。

斯托得与葛培理是亲密的战友，早于一九五五年已在剑桥大学的学生团契一同作工。（根据Alister Chapman的研究，斯托得是透过葛培理的引介，得以在英美和欧洲的福音派教会中渐渐建立影响力，葛培理是“the senior partner”。 见Godly Ambition. OUP, 2012. p.50.）《洛桑信约》的主调是传福音与社会关怀都是教会必须的任务，它的第十三段是关于自由和逼迫，其中什至提到教会要呼吁政权履行《国际人权宣言》对思想与良心自由的保障，关注那些不公正地被囚禁的人。这信约没有叫教会成为政治动员组织，但教会关注政治迫害的角色是十分明显的。总体上，《洛桑信约》把从前只在所谓「社会福音」中有的关注，重新带回福音派的「向世界传福音」的任务中，是当时的突破。这是斯托得的福音远象。

葛培理本人对传福音任务的看法与《洛桑信约》有点距离。在洛桑运动的网页中，有一篇文章提到斯托得牧师对洛桑运动有形塑性的影响（formative influence），其中一段提到在一九七四年大会之后，一九七五年在墨西哥召开的接续工作会议上，有相当多人属意由葛培理作洛桑运动的主席，但斯托得反对，也提出如果要由葛培理作主席，就必须同时设有多位副主席。最后该工作会议由斯托得起草报告，经轻微修订后获接纳。

Alister Chapman在斯托得牧师的传记Godly Ambition中解释这事。原来曾经在洛桑会议中批评教会忽视社会关怀的两位主要人物并没有被邀请参与这工作会议，并且这工作会议的初稿只集中在传福音，而没有持守《洛桑信约》的突破：传福音与社会关怀并重。斯托得知道自己是这会议里的少数派。在会议的首晚，葛培理说「我建议我们严格局限（stick strictly to）在传福音和宣教，同时鼓励别人去作神指示教会去做的专门的事。」《洛桑信约》努力撮合的，葛培理倡议分家。斯托得翌日表示假如执行葛培理的方向，他会辞去这委员会的职务。斯托得重申洛桑运动产生的组织必须持守《洛桑信约》的双轨精神。

作为洛桑会议的主要资金供应者，也是国际上最知名的布道家，葛培理牧师并没有强推自己提出的，也是当时会议上较多人支持的「分家方案」。其实葛培理当时绝对有本钱这样做。（Godly Ambition, 137-143.）斯托得一直是洛桑运动的思想领袖，而葛培理也一直在洛桑运动上押上自己的名字。两位巨擘的路线分歧一直存在。斯托得一九八四年出版《当代基督教与社会》（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一书，落实他的远象。而葛培理解释他不参加八十年代美国右派的「道德大多数」（Moral Majority）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站在中立之地，才能向所有人传福音，包括思想左倾的和右倾的（注意此乃市场原因而不是神学批判）。（葛培理牧师能否如他所想的在政治上站于中间，则是另一回事。）虽然分歧存在，葛培理却依然一直支持洛桑运动，二○一○年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第三届洛桑会议，照样得到他的祝福。

（编按：本文原载1593期《时代论坛》观点版；主题：葛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