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洛桑福音運動，最多人想起的人物無疑是約翰斯托得牧師（John Stott），因他是《洛桑信約》的主要撰寫人，也是其思想旗手。一九七五年洛桑會議出版的《洛桑信約》註釋亦由斯托得親自撰寫。但洛桑運動的網頁提到其始創人（founder）時，只列出葛培理牧師一人。
葛培理是最為世人認識的佈道家，曾於一九五六、一九七五、一九九○年來港主持佈道會，帶動了九十年代以降香港本地大型聯合佈道聚會的風氣。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貢獻，我認為是發起及繼續支持一個跟他自己的想法有距離的福音運動。
葛培理佈道團受邀請到世界各地佈道，因此他結識了各地的福音派教會領袖，但卻發現人們彼此不認識，於是有感要把眾人連結一起。這催生了一九六六年在柏林的福音會議及其後一九七四年在瑞士洛桑舉行的世界福音會議。洛桑會議由葛培理負責開幕演講（演講辭可參此網站），並制訂了《洛桑信約》，建立起一個普世福音派領袖合作的平台。
斯托得與葛培理是親密的戰友，早於一九五五年已在劍橋大學的學生團契一同作工。（根據Alister Chapman的研究，斯托得是透過葛培理的引介，得以在英美和歐洲的福音派教會中漸漸建立影響力，葛培理是“the senior partner”。 見Godly Ambition. OUP, 2012. p.50.）《洛桑信約》的主調是傳福音與社會關懷都是教會必須的任務，它的第十三段是關於自由和逼迫，其中甚至提到教會要呼籲政權履行《國際人權宣言》對思想與良心自由的保障，關注那些不公正地被囚禁的人。這信約沒有叫教會成為政治動員組織，但教會關注政治迫害的角色是十分明顯的。總體上，《洛桑信約》把從前只在所謂「社會福音」中有的關注，重新帶回福音派的「向世界傳福音」的任務中，是當時的突破。這是斯托得的福音遠象。
葛培理本人對傳福音任務的看法與《洛桑信約》有點距離。在洛桑運動的網頁中，有一篇文章提到斯托得牧師對洛桑運動有形塑性的影響（formative influence），其中一段提到在一九七四年大會之後，一九七五年在墨西哥召開的接續工作會議上，有相當多人屬意由葛培理作洛桑運動的主席，但斯托得反對，也提出如果要由葛培理作主席，就必須同時設有多位副主席。最後該工作會議由斯托得起草報告，經輕微修訂後獲接納。
Alister Chapman在斯托得牧師的傳記Godly Ambition中解釋這事。原來曾經在洛桑會議中批評教會忽視社會關懷的兩位主要人物並沒有被邀請參與這工作會議，並且這工作會議的初稿只集中在傳福音，而沒有持守《洛桑信約》的突破：傳福音與社會關懷並重。斯托得知道自己是這會議裡的少數派。在會議的首晚，葛培理說「我建議我們嚴格局限（stick strictly to）在傳福音和宣教，同時鼓勵別人去作神指示教會去做的專門的事。」《洛桑信約》努力撮合的，葛培理倡議分家。斯托得翌日表示假如執行葛培理的方向，他會辭去這委員會的職務。斯托得重申洛桑運動產生的組織必須持守《洛桑信約》的雙軌精神。
作為洛桑會議的主要資金供應者，也是國際上最知名的佈道家，葛培理牧師並沒有強推自己提出的，也是當時會議上較多人支持的「分家方案」。其實葛培理當時絕對有本錢這樣做。（Godly Ambition, 137-143.）斯托得一直是洛桑運動的思想領袖，而葛培理也一直在洛桑運動上押上自己的名字。兩位巨擘的路線分歧一直存在。斯托得一九八四年出版《當代基督教與社會》（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一書，落實他的遠象。而葛培理解釋他不參加八十年代美國右派的「道德大多數」（Moral Majority）的原因，是因為他要站在中立之地，才能向所有人傳福音，包括思想左傾的和右傾的（注意此乃市場原因而不是神學批判）。（葛培理牧師能否如他所想的在政治上站於中間，則是另一回事。）雖然分歧存在，葛培理卻依然一直支持洛桑運動，二○一○年在南非開普敦召開的第三屆洛桑會議，照樣得到他的祝福。
（編按：本文原載1593期《時代論壇》觀點版；主題：葛培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