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谁也想不到一位来自美国北卡罗莱纳（North Carolina）查洛特镇（Charlotte）的农家子弟，改写了全球福音运动的发展。这位长子比利葛培理（Billy Graham），没有继承父业务农，反而七十多年来主领过四百次福音盛会，撒下福音道种遍及一百八十五个国家二亿一千五百万人次，可算是教会历史中向最多人次宣讲的布道家典範！

毋庸讳言，葛培理乃二十世纪福音派重要发言人之一，与英国斯托德（John Stott）共领全球福音运动，受人敬重。为了福音使命，他不理政府反对，敢于前往共产国家讲道。他与美国历任总统有交往，特别是尼克逊，也引起一些非议。他从不主动巴结权贵来高举自己，相反是权贵亲近他来取得「主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有评论誉葛培理为最后一位超越政党的福音派，于他是荣誉，但对整个美国福音派，确实情何以堪！葛培理以开放态度，乐于和自由派、什至天主教一起合作，确使部份基要保守人士与他保持距离。

当斯托德于二○一一年安息，葛培理刚于二月廿一日息了地上劳苦，这些巨人走后，欧美福音运动正陷于群龙无首的身份危机中。美国福音派危机于特朗普执政年代，更为明显。华理克与海波斯乃为实用型成功牧者，两人以其堂会发展的福音事工，只能吸引同类事工的领袖，使命幅度自然不及葛培理与斯托德所作的。凯勒（Tim Keller）则以改革宗神学，与卡森（D. A. Carson）及派博（John Piper）等成立了The Gospel Coalition（TGC，成立于二○○五年），然而其信仰与宗派色彩，同样限制了其有容乃大的发展。葛培理长子葛福临（Franklin Graham），虽有志继承父业，但他的恩赐、能力与学养，明显不及其父，同时负起两间机构与高薪，也引来不少批评。《时代杂志》有文章What Billy Graham’s Death And His Son Franklin’s Rise Reveal About America，比较父子不同年代与教会情景，可作参考。

笔者于二○一○年有机会出席南非举行第三届世界福音洛桑会议，那次盛会两位巨人皆因身体缘故未能赴会。就笔者所见，缺少了有凝聚力的教会领袖，洛桑运动就呈现百花齐放式发展，不同议题由不同领袖主催与带领，较多焦点自然在部落式专责事工议程多于国度使命。无论是洛桑运动，或是华福运动，均面对类似景况。

当福音派领袖各自守成本身基业，力求保持本身的市场占有率；我们不难理解斯托德与葛培理那种宽宏胸襟的国度领袖已差不多消失了。葛培理之伟大，在于他不只求个人创办的布道机构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独大，他关注培育全球布道者与福音宣讲者。笔者于二○○○年参与其布道团出钱出力主办的「阿姆斯特丹2000大会」，与陈恩明等协助作即场传译工作。此次盛会，若非葛培理肯作各方具体承担，笔者相信此类跨国的大型培训盛会，即或洛桑运动也做不来！

葛培理是享负盛名的成功布道家，但他与「成功神学」扯不上任何关系。葛培理与「成功神学」代言人之一约尔欧斯汀（Joel Osteen）截然不同，他宣讲圣经的古旧叫人知罪悔改的福音。可惜是务实福音派领袖，为了个人或群体利益，把福音更改为「幸福音」，名人信主见证更成为福音的反见证。

葛培理未离世前，美国福音派已失去方向，四分五裂，谁也不服谁；华人福音派于王永信之后，也落入同样困局。有人认为我们不再需要伟人或巨人，正如社会运动不需要「大台」；笔者不认同此类论述，无疑「时势造英雄」，但更多时是「英雄造时势」。葛培理于其年代，善用电台与电视等技术开展走进大众的布道事工，领袖能把握机会，从而创造新的局面。无论中西教会，皆需要有司徒德、葛培理、王永信此类国度领袖，享有公信力，能凝聚各方为同一福音使命委身。

葛培理落幕，是否象征「福音运动」的终结，笔者没有答案，留待历史评价。后葛培理年代，指向欧美与华人福音运动正呈现老化与分化的危机。「福音派」从来不是「教条主义」或「事工主义」，只容许某种神学立场为正统，只容许某种堂会模式为典範。「福音派」本身多元性，有容乃大，不存在所谓单一权威，却需要有斯托德、葛培理、滕近辉、王永信等巨人一起凝聚，国度人才从而孕育与冒出。展望未来，福音派领袖或离世，或退休，求主感动斯托德、葛培理、王永信等人的灵加倍感动我们年轻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