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誰也想不到一位來自美國北卡羅萊納（North Carolina）查洛特鎮（Charlotte）的農家子弟，改寫了全球福音運動的發展。這位長子比利葛培理（Billy Graham），沒有繼承父業務農，反而七十多年來主領過四百次福音盛會，撒下福音道種遍及一百八十五個國家二億一千五百萬人次，可算是教會歷史中向最多人次宣講的佈道家典範！

毋庸諱言，葛培理乃二十世紀福音派重要發言人之一，與英國斯托德（John Stott）共領全球福音運動，受人敬重。為了福音使命，他不理政府反對，敢於前往共產國家講道。他與美國歷任總統有交往，特別是尼克遜，也引起一些非議。他從不主動巴結權貴來高舉自己，相反是權貴親近他來取得「主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有評論譽葛培理為最後一位超越政黨的福音派，於他是榮譽，但對整個美國福音派，確實情何以堪！葛培理以開放態度，樂於和自由派、甚至天主教一起合作，確使部份基要保守人士與他保持距離。

當斯托德於二○一一年安息，葛培理剛於二月廿一日息了地上勞苦，這些巨人走後，歐美福音運動正陷於群龍無首的身份危機中。美國福音派危機於特朗普執政年代，更為明顯。華理克與海波斯乃為實用型成功牧者，兩人以其堂會發展的福音事工，只能吸引同類事工的領袖，使命幅度自然不及葛培理與斯托德所作的。凱勒（Tim Keller）則以改革宗神學，與卡森（D. A. Carson）及派博（John Piper）等成立了The Gospel Coalition（TGC，成立於二○○五年），然而其信仰與宗派色彩，同樣限制了其有容乃大的發展。葛培理長子葛福臨（Franklin Graham），雖有志繼承父業，但他的恩賜、能力與學養，明顯不及其父，同時負起兩間機構與高薪，也引來不少批評。《時代雜誌》有文章What Billy Graham’s Death And His Son Franklin’s Rise Reveal About America，比較父子不同年代與教會情景，可作參考。

筆者於二○一○年有機會出席南非舉行第三屆世界福音洛桑會議，那次盛會兩位巨人皆因身體緣故未能赴會。就筆者所見，缺少了有凝聚力的教會領袖，洛桑運動就呈現百花齊放式發展，不同議題由不同領袖主催與帶領，較多焦點自然在部落式專責事工議程多於國度使命。無論是洛桑運動，或是華福運動，均面對類似景況。

當福音派領袖各自守成本身基業，力求保持本身的市場佔有率；我們不難理解斯托德與葛培理那種寬宏胸襟的國度領袖已差不多消失了。葛培理之偉大，在於他不只求個人創辦的佈道機構Billy Graham Evangelistic Association獨大，他關注培育全球佈道者與福音宣講者。筆者於二○○○年參與其佈道團出錢出力主辦的「阿姆斯特丹2000大會」，與陳恩明等協助作即場傳譯工作。此次盛會，若非葛培理肯作各方具體承擔，筆者相信此類跨國的大型培訓盛會，即或洛桑運動也做不來！

葛培理是享負盛名的成功佈道家，但他與「成功神學」扯不上任何關係。葛培理與「成功神學」代言人之一約爾歐斯汀（Joel Osteen）截然不同，他宣講聖經的古舊叫人知罪悔改的福音。可惜是務實福音派領袖，為了個人或群體利益，把福音更改為「幸福音」，名人信主見證更成為福音的反見證。

葛培理未離世前，美國福音派已失去方向，四分五裂，誰也不服誰；華人福音派於王永信之後，也落入同樣困局。有人認為我們不再需要偉人或巨人，正如社會運動不需要「大台」；筆者不認同此類論述，無疑「時勢造英雄」，但更多時是「英雄造時勢」。葛培理於其年代，善用電台與電視等技術開展走進大眾的佈道事工，領袖能把握機會，從而創造新的局面。無論中西教會，皆需要有司徒德、葛培理、王永信此類國度領袖，享有公信力，能凝聚各方為同一福音使命委身。

葛培理落幕，是否象徵「福音運動」的終結，筆者沒有答案，留待歷史評價。後葛培理年代，指向歐美與華人福音運動正呈現老化與分化的危機。「福音派」從來不是「教條主義」或「事工主義」，只容許某種神學立場為正統，只容許某種堂會模式為典範。「福音派」本身多元性，有容乃大，不存在所謂單一權威，卻需要有斯托德、葛培理、滕近輝、王永信等巨人一起凝聚，國度人才從而孕育與冒出。展望未來，福音派領袖或離世，或退休，求主感動斯托德、葛培理、王永信等人的靈加倍感動我們年輕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