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东北发展案和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的青年朋友们：
上周六以浸大风波为例，劝你们抑制愤怒，冷静应对社运路上的风风雨雨，文章才刚上载，便读到周庭被取消参选资格的新闻，心里有一股夹杂愤怒和悲哀的情绪，让我躁动不安，晚上祈祷很久才能入睡。
我念大学的时候修读法律，法院判词看多了，对公义产生一份执着。根据我对香港法治制度的理解，选举主任DQ周庭，违背了公义的基本原则。
首先，选举法例并没有明文赋予选举主任对参选人进行政治理念审查的酌情权力，没有列出审查参选人政治言行应有的准则与程序，没有提供任何覆核或上诉的机制。整个DQ权力运行机制是政府官员「僭建」出来的，依法负责监督选举的选管会既不知情亦无参与，立法会的立法记录里也找不到这个立法意图，参选人亦无从知道审查的界线，无法预见谁能过关。
其次，选举法例对于取消参选资格向来有严格规定，不论是基于超支、发表失实声明、选举舞弊，若要DQ参选人，都要经过严谨的法律程序，例如向选管会投诉，由选管会调查，到法院进行呈请，寻求司法覆核；通过这样严谨的法律程序，质疑与答辩两方都有充足机会出示理据，展开法律观点争辩，最后由独立第三方依法律和证据作裁定。只有这样才能取消一个人的参选资格，这样才符合程序公义的要求，而非由选举主任关起门来审查，自行上网找黑材料，不听参选人答辩解释，既当检控员又做裁判官，一锤定音踢参选人出局。参选人理论上可到法院寻求补救，但已是选举过后的事情。
其三，周庭在参选表格上签署了法定声明，确认她真诚拥护《基本法》，这是具有法定宣誓效力的庄严声明，如果她在参选期间或当选后，有任何行为显示她并不拥护《基本法》，政府可以检控她发假誓，其他参选人也可以提出选举呈请，指她发表失实声明误导选民。如果选举主任对她这个声明有怀疑，最低限度应该向她提出问题，请她回应及澄清，再把个案转介选管会或法院处理。可是，根据周庭事后向传媒披露，选举主任只就她放弃英籍一事跟进查询，完全没有就众志的民主自决立场（即后来DQ她的理由）向她提问。为什么不问？在姚松炎的个案里，选举主任提出四大疑问，限时要求姚答覆，为什么对周庭却采取另一套标准？
如果选举主任愿意依循程序公正原则，向周庭查询，就会在作决定前得悉周庭的公开解释，即香港众志提倡的民主自决，是让香港市民以一人一票的形式，表达对香港未来政治体制的看法，至于选项可以包括独立，只是尊重市民有表达自由，并非鼓吹香港走向独立，香港众志并不支持港独。
选举主任听了这个解释，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但不管其主观判断如何，选举主任都必须问一个客观的问题，这个解释在逻辑和理性上有可能成立吗？答案是显然的，发动脱欧公投的前英国首相卡梅伦，众所周知是大力反对脱欧的。由此可见，主张公投包括港独选项与主张港独，逻辑上是不能划上等号的。选举主任如果仍有疑问，就应该向周庭再作查询，要找到更充足的证据，才能作出对周庭不信任的推断。为什么连追问一句都省掉，难道选举主任以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选举主任既不查询，也没有更充足的证据，仅凭自己和政府法律顾问（律政司）对香港众志政纲里的一句「民主自决」进行推演式解读，便得出周庭不可信、周庭讲大话、周庭并非真诚拥护《基本法》、周庭不可能真诚宣誓拥护《基本法》等结论，这种读心术式推断、诛心论式裁定，就连大法官也不敢做，只有封建皇朝的专制君王才会做，难道选举主任的权力大如皇帝？
说了这一大堆牢骚，只是想你们明白，为什么我感到愤怒，不是因为周庭无法参选，而是因为否决她的过程，完全背离了香港法治制度对公义的基本要求。
然而，我内心有一种悲观的预测，政府僭建出来的DQ机制，可能会成为香港选举制度的新常态。法院未必愿意推翻整个机制，以免蒙受「纵容参选人公然提倡自决，变相鼓吹港独」的政治指摘，就算有法官斗胆推翻选举主任的裁断，人大常委会只要释法，整个司法机构便惟有跟从。选举主任说月亮从西边升起，法院也无法说不。选举主任及其上司之所以有恃无恐，置基本程序公义于不顾，相信就是因为有人大释法作为靠山。
提出这个悲观的预测，是想让你们有心理准备。假如DQ成为常态，有意参选的年轻人就要重新制订党章和政纲，只能像区诺轩那样，争取「在《基本法》和一国两制下实现最大程度的自决」，「自决不包括港独选项」。假如无法认同这个折衷方案的，便不要参选，留在议会外推动公民社会发展。
悲愤交加，本来并非人生常态，但香港近年不断发生荒谬绝伦、令人悲愤莫名的事情，竟然开始有点习以为常。如何化悲愤为力量？不同人有不同答案，我无意把自己的答案硬塞给你们，只想和你们分享一段简短的祷词，那是上周末无法入眠时做的祷告：
「亲爱的主，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不公义的事情一再发生，令人伤心、愤怒、难过、失望，但我仍确信祢是掌管世界、介入人类历史的上帝，祢会借审判伸张公义，借救赎彰显慈爱，求祢施恩怜悯，以爱包围我们，让我们内心恢复平静，让我们有信心和勇气继续前行，让我们今晚安然入睡。」
（原载于作者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