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東北發展案和公民廣場案被判入獄的青年朋友們：
上週六以浸大風波為例，勸你們抑制憤怒，冷靜應對社運路上的風風雨雨，文章才剛上載，便讀到周庭被取消參選資格的新聞，心裡有一股夾雜憤怒和悲哀的情緒，讓我躁動不安，晚上祈禱很久才能入睡。
我唸大學的時候修讀法律，法院判詞看多了，對公義產生一份執著。根據我對香港法治制度的理解，選舉主任DQ周庭，違背了公義的基本原則。
首先，選舉法例並沒有明文賦予選舉主任對參選人進行政治理念審查的酌情權力，沒有列出審查參選人政治言行應有的準則與程序，沒有提供任何覆核或上訴的機制。整個DQ權力運行機制是政府官員「僭建」出來的，依法負責監督選舉的選管會既不知情亦無參與，立法會的立法記錄裡也找不到這個立法意圖，參選人亦無從知道審查的界線，無法預見誰能過關。
其次，選舉法例對於取消參選資格向來有嚴格規定，不論是基於超支、發表失實聲明、選舉舞弊，若要DQ參選人，都要經過嚴謹的法律程序，例如向選管會投訴，由選管會調查，到法院進行呈請，尋求司法覆核；通過這樣嚴謹的法律程序，質疑與答辯兩方都有充足機會出示理據，展開法律觀點爭辯，最後由獨立第三方依法律和證據作裁定。只有這樣才能取消一個人的參選資格，這樣才符合程序公義的要求，而非由選舉主任關起門來審查，自行上網找黑材料，不聽參選人答辯解釋，既當檢控員又做裁判官，一錘定音踢參選人出局。參選人理論上可到法院尋求補救，但已是選舉過後的事情。
其三，周庭在參選表格上簽署了法定聲明，確認她真誠擁護《基本法》，這是具有法定宣誓效力的莊嚴聲明，如果她在參選期間或當選後，有任何行為顯示她並不擁護《基本法》，政府可以檢控她發假誓，其他參選人也可以提出選舉呈請，指她發表失實聲明誤導選民。如果選舉主任對她這個聲明有懷疑，最低限度應該向她提出問題，請她回應及澄清，再把個案轉介選管會或法院處理。可是，根據周庭事後向傳媒披露，選舉主任只就她放棄英籍一事跟進查詢，完全沒有就眾志的民主自決立場（即後來DQ她的理由）向她提問。為甚麼不問？在姚松炎的個案裡，選舉主任提出四大疑問，限時要求姚答覆，為甚麼對周庭卻採取另一套標準？
如果選舉主任願意依循程序公正原則，向周庭查詢，就會在作決定前得悉周庭的公開解釋，即香港眾志提倡的民主自決，是讓香港市民以一人一票的形式，表達對香港未來政治體制的看法，至於選項可以包括獨立，只是尊重市民有表達自由，並非鼓吹香港走向獨立，香港眾志並不支持港獨。
選舉主任聽了這個解釋，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但不管其主觀判斷如何，選舉主任都必須問一個客觀的問題，這個解釋在邏輯和理性上有可能成立嗎？答案是顯然的，發動脫歐公投的前英國首相卡梅倫，眾所周知是大力反對脫歐的。由此可見，主張公投包括港獨選項與主張港獨，邏輯上是不能劃上等號的。選舉主任如果仍有疑問，就應該向周庭再作查詢，要找到更充足的證據，才能作出對周庭不信任的推斷。為甚麼連追問一句都省掉，難道選舉主任以為自己是全知全能的上帝？
選舉主任既不查詢，也沒有更充足的證據，僅憑自己和政府法律顧問（律政司）對香港眾志政綱裡的一句「民主自決」進行推演式解讀，便得出周庭不可信、周庭講大話、周庭並非真誠擁護《基本法》、周庭不可能真誠宣誓擁護《基本法》等結論，這種讀心術式推斷、誅心論式裁定，就連大法官也不敢做，只有封建皇朝的專制君王才會做，難道選舉主任的權力大如皇帝？
說了這一大堆牢騷，只是想你們明白，為甚麼我感到憤怒，不是因為周庭無法參選，而是因為否決她的過程，完全背離了香港法治制度對公義的基本要求。
然而，我內心有一種悲觀的預測，政府僭建出來的DQ機制，可能會成為香港選舉制度的新常態。法院未必願意推翻整個機制，以免蒙受「縱容參選人公然提倡自決，變相鼓吹港獨」的政治指摘，就算有法官斗膽推翻選舉主任的裁斷，人大常委會只要釋法，整個司法機構便惟有跟從。選舉主任說月亮從西邊升起，法院也無法說不。選舉主任及其上司之所以有恃無恐，置基本程序公義於不顧，相信就是因為有人大釋法作為靠山。
提出這個悲觀的預測，是想讓你們有心理準備。假如DQ成為常態，有意參選的年輕人就要重新制訂黨章和政綱，只能像區諾軒那樣，爭取「在《基本法》和一國兩制下實現最大程度的自決」，「自決不包括港獨選項」。假如無法認同這個折衷方案的，便不要參選，留在議會外推動公民社會發展。
悲憤交加，本來並非人生常態，但香港近年不斷發生荒謬絕倫、令人悲憤莫名的事情，竟然開始有點習以為常。如何化悲憤為力量？不同人有不同答案，我無意把自己的答案硬塞給你們，只想和你們分享一段簡短的禱詞，那是上週末無法入眠時做的禱告：
「親愛的主，在這彎曲悖謬的時代，不公義的事情一再發生，令人傷心、憤怒、難過、失望，但我仍確信祢是掌管世界、介入人類歷史的上帝，祢會藉審判伸張公義，藉救贖彰顯慈愛，求祢施恩憐憫，以愛包圍我們，讓我們內心恢復平靜，讓我們有信心和勇氣繼續前行，讓我們今晚安然入睡。」
（原載於作者Facebo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