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过日本十一月廿三日劳动感谢节期间的人潮，小弟选择在十一月最后一个星期才开始关西的行程。虽然去年因为天气较前年提早转冷，红叶见顷的时间也相应变早，但似乎无损游客的人数，仍为京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有趣的是，作为宗教场所的寺院，竟因此成为了现代京都最强势的既得利益集团。

眼中利益至上的寺院

作为昔日的日本政经要地，京都一带的宗教人士素来对政经的形势都很敏感。以曾远赴中国习佛的最澄（七六七至八二二）为例，他一心传教，并无野心可言，但回国后所创立的天台法华圆宗（下作天台宗）后来发展迅速，如第十八代天台座主元三大师（九一二至九八五）就收纳有皇室血统的寻禅为弟子，因而获得很多庄园的捐赠。经济实力雄厚的天台宗，续开始经营金融业、放高利贷，什至足以组织武装集团。这种投机的「基因」，并无随着岁月的流逝而突变。

最明显就是今时今日的寺院拜观费。到京都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入寺绝非「免费午餐」。就算你「忠于基督」，不花钱买个护身符来保平安，或抄经积功德，单是每次想感受古韵之风，都必须付上平均四百至六百日圆的代价。而收费最惊人的要数位于左京区的八瀬瑠璃光院。这座古时贵族和武士的疗伤胜地，秋季特别拜观费用竟要二千日圆，足够由关西空港坐电车到京都站。拜观收益如此之高，难怪京都各大寺院争相宣传自己，希望阁下参观之馀「多多益善」。不过要注意，你放下的拜观费，根据日本的法律，会被算为宗教捐献。先搁置「那么基督徒应否间接向异教『奉献』」等更为严肃的议题，也就代表寺院所得的全数收入毋须课税，直接「袋袋平安」。京都市政府当然想分一杯羹，却碰到寺院全力抗争，更因此触发过一场「政教大战」。一九八五年，市政府坚持设立古都保存协力税，向拜观费课税。寺院当然反对，其中一大理由非常值得玩味：此举违反保障宗教自由的宪法。既然市政府做初一，京都市主要寺院决定做十五：全线关门，谢绝探访。结果不难想像。交通、旅馆、手信行业全体为寺院「抱不平」，希冀市政府回心转意，罢工的寺院最终得偿所愿。

佛教从飞鸟时代（五九二至七一○）开始在日本发迹，与「本土」的神道教经过漫长的习合或分离的过程，并在明治维新后因后者成为国教而衰落一时，但战后因《日本国宪法》第二十条「宗教自由」和八十九条「政教分离」的关系而重获生机。虽然已难以像古时般得到明显的「政权祝福」，但正如上文所见，他们的政治眼光仍旧锐利，懂得因时制宜之道，以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然而，观乎他们在前面所述的行为，其宗教内涵如何，实不禁使人质疑。

投机的教会

香港教会不是日本寺院，不会收什么教堂参观费，但其投机心态，却在这几年因政治氛围特别浓厚而在教内外多受讨论。譬如在「同志平权」等议题对政府大施压力，但对诸多政权横行无道的行为置若罔闻，如此歪风，夸张点说，已近乎到了路人皆知的境界。话说回来，传道书强调：「日光之下无新事。」从旧约的假先知，到欲借本丢彼拉多手去除教敌耶稣的犹太教宗教领袖，到四世纪成为罗马教会后飞黄腾达，到宗教改革后新教的「不改革」表现——选民历史数之不尽的恶行，都有投机视野的影子。虽然这真是各大宗教都有的问题，我们不能就此甘心。我们不能甘心教会沦为寺院，内里空有文化遗产、商机、宗教活动，却没有真正为灵魂带来裨益的东西。惟一出路，大概只有专心依靠上主，就像耶稣回应撒但的试探：「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事奉他。」

国共内战分出胜负后，外国传教士曾对新政权抱有希望，最后被连根拔起，扫出中国门外，因而引起当时不少政教关系的反思。曾在中国宣教十多年的圣公会牧师裴大卫（David Paton）就提倡教会应切实检讨自己对政府的依赖关系。这个问题，深愿今日香港教会的领袖和信徒都好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