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過日本十一月廿三日勞動感謝節期間的人潮，小弟選擇在十一月最後一個星期才開始關西的行程。雖然去年因為天氣較前年提早轉冷，紅葉見頃的時間也相應變早，但似乎無損遊客的人數，仍為京都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有趣的是，作為宗教場所的寺院，竟因此成為了現代京都最強勢的既得利益集團。

眼中利益至上的寺院

作為昔日的日本政經要地，京都一帶的宗教人士素來對政經的形勢都很敏感。以曾遠赴中國習佛的最澄（七六七至八二二）為例，他一心傳教，並無野心可言，但回國後所創立的天台法華圓宗（下作天台宗）後來發展迅速，如第十八代天台座主元三大師（九一二至九八五）就收納有皇室血統的尋禪為弟子，因而獲得很多莊園的捐贈。經濟實力雄厚的天台宗，續開始經營金融業、放高利貸，甚至足以組織武裝集團。這種投機的「基因」，並無隨著歲月的流逝而突變。

最明顯就是今時今日的寺院拜觀費。到京都旅遊的朋友都知道，入寺絕非「免費午餐」。就算你「忠於基督」，不花錢買個護身符來保平安，或抄經積功德，單是每次想感受古韻之風，都必須付上平均四百至六百日圓的代價。而收費最驚人的要數位於左京區的八瀬瑠璃光院。這座古時貴族和武士的療傷勝地，秋季特別拜觀費用竟要二千日圓，足夠由關西空港坐電車到京都站。拜觀收益如此之高，難怪京都各大寺院爭相宣傳自己，希望閣下參觀之餘「多多益善」。不過要注意，你放下的拜觀費，根據日本的法律，會被算為宗教捐獻。先擱置「那麼基督徒應否間接向異教『奉獻』」等更為嚴肅的議題，也就代表寺院所得的全數收入毋須課稅，直接「袋袋平安」。京都市政府當然想分一杯羹，卻碰到寺院全力抗爭，更因此觸發過一場「政教大戰」。一九八五年，市政府堅持設立古都保存協力稅，向拜觀費課稅。寺院當然反對，其中一大理由非常值得玩味：此舉違反保障宗教自由的憲法。既然市政府做初一，京都市主要寺院決定做十五：全線關門，謝絕探訪。結果不難想像。交通、旅館、手信行業全體為寺院「抱不平」，希冀市政府回心轉意，罷工的寺院最終得償所願。

佛教從飛鳥時代（五九二至七一○）開始在日本發跡，與「本土」的神道教經過漫長的習合或分離的過程，並在明治維新後因後者成為國教而衰落一時，但戰後因《日本國憲法》第二十條「宗教自由」和八十九條「政教分離」的關係而重獲生機。雖然已難以像古時般得到明顯的「政權祝福」，但正如上文所見，他們的政治眼光仍舊銳利，懂得因時制宜之道，以為自己謀求最大的利益。然而，觀乎他們在前面所述的行為，其宗教內涵如何，實不禁使人質疑。

投機的教會

香港教會不是日本寺院，不會收甚麼教堂參觀費，但其投機心態，卻在這幾年因政治氛圍特別濃厚而在教內外多受討論。譬如在「同志平權」等議題對政府大施壓力，但對諸多政權橫行無道的行為置若罔聞，如此歪風，誇張點說，已近乎到了路人皆知的境界。話說回來，傳道書強調：「日光之下無新事。」從舊約的假先知，到欲借本丟彼拉多手去除教敵耶穌的猶太教宗教領袖，到四世紀成為羅馬教會後飛黃騰達，到宗教改革後新教的「不改革」表現——選民歷史數之不盡的惡行，都有投機視野的影子。雖然這真是各大宗教都有的問題，我們不能就此甘心。我們不能甘心教會淪為寺院，內裡空有文化遺產、商機、宗教活動，卻沒有真正為靈魂帶來裨益的東西。惟一出路，大概只有專心依靠上主，就像耶穌回應撒但的試探：「當拜主——你的神，單要事奉祂。」

國共內戰分出勝負後，外國傳教士曾對新政權抱有希望，最後被連根拔起，掃出中國門外，因而引起當時不少政教關係的反思。曾在中國宣教十多年的聖公會牧師裴大衛（David Paton）就提倡教會應切實檢討自己對政府的依賴關係。這個問題，深願今日香港教會的領袖和信徒都好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