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因东北发展案和公民广场案被判入狱的青年朋友们：

 

这个星期看关于你们的新闻时，感觉悲喜交集，喜的是终审法院看到公民广场案量刑过重，控方提出终审法院可考虑减刑至双学三子即时获释，悲的是高等法院在占旺藐视案中重判黄浩铭入狱四个半月，比当年派狗仔队跟踪法官报复法院的黄阳午刑期更长，偏离司法公义。

 

终审法院还未颁布裁决，公民广场案的量刑上诉能否得直，仍然存在变数，但从庭审过程来看，终审法院似乎认为，原审裁判官判三名被告社会服务令，这个量刑或许过于宽松，但没有违背量刑原则，仍然在正当範围之内，上诉庭一下子改为即时入狱六至八个月，是巨大的跳跃，刑事检控专员梁卓然也承认这是巨大跳跃，所以才对终院法官说，若终院认为上诉庭判刑过重，而三名被告又已服了两个多月刑期，可考虑减刑至让他们当庭释放。如果连控方律师都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三子的上诉应该颇大机会得直，就闯入公民广场一案要返回监狱继续服刑的机会较小。

 

当然，即使三子上诉得直，并不表示终院全盘否定上诉庭大幅加刑的做法，从终院法官对辩方律师的提问来看，终院似乎认为，假如示威者的行动涉及更大的暴力，上诉庭改判更重刑期以警效尤，也是应有的做法，示威者不能期望每次都轻判。

 

终审法院聆讯那天，当三子步出法院时，一名女士冲前向三子举起中指，并出言辱骂他们，三子保持笑容，黄之锋以「God bless you」（上帝祝福你）作回应，我看了这则报道很受感动，你们真的成熟了，苦难的磨练令你们变得更有气度，也更有智慧，你们走这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社运路，将可以更持久有力。

 

高等法院就占旺藐视案作的量刑裁决，大部份符合案情和先例，例如岑敖晖判入狱一个月缓刑一年，虽然岑是学运领袖，但法官观看录影带后，认同其律师所言，他在旺角清场当天的角色较被动，和其他获轻判的示威者无异，所以准他缓刑。不过，对于当日带头和原诉代理人理论、阻挠清场行动的黄之锋和黄浩铭，法官却分别判处入狱三个月和四个半月，黄之锋因为认罪，刑期比黄浩铭少三份一。

 

判之锋和浩铭入狱不是问题，但四个半月即时监禁实在过重。刑事藐视法庭的案件不是常常有，最轰动的就是当年《东方日报》总编辑黄阳午的案件，他因为报纸接连多天刊出辱骂法官的文章，严重影响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心，以及派狗仔队跟踪法官，报复法官作出对报纸不利的裁决，遭高等法院判入狱四个月，上诉庭和终审法院形容这案件史无前例，案情极其严重，维持原审量刑。黄浩铭阻挠原诉代理人清场，只是出口术质疑其身份和合法性，积极拖延一会，并引致示威者与代理人一度对峙互骂，论违法情节和对法院威信的影响，跟黄阳午案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怎可能得出比黄阳午更重的刑期？

 

还有不到一个月便是农历新年，之后便是立法会三区一界补选，之锋虽然说要在监狱里投票给周庭，但其实该考虑和浩铭一起，就刑期过重提出上诉，并向上诉庭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跟家人一起过年，并且为战友助选，假如上诉失败，再回去坐牢也不迟。我知道浩铭不怕坐牢，还想趁坐牢的时间多读圣经多看书，早点结束坐牢日子便可安心筹办婚事，但天下万物皆有其时，坐牢有时，保释有时，也不用急于朝夕。

 

写到这里，还没有谈到信仰分享，有点「离题」了，但要说的话实在太多，你们该能理解。既然说这星期悲喜交集，就顺着这思路分享一件经历。二○一五年七月，文凭试放榜那天，我在湾仔会展中心，出席一年一度的书展，在明报出版社的档位值班，为自己遇袭受伤后写的第一本书《迎锋而立》替读者签名。有一位年轻的女同学买了书来签名，她告诉我刚考完文凭试，过去一整年为着是否报读大学的传理系不停挣扎，按自己的兴趣是很想报，希望将来当记者，但她的父母看到我遇袭受伤的新闻，觉得新闻行业很危险，不想女儿冒险，她怕父母担忧，心里很是为难。

 

我听到她这样说，便问她放榜成绩如何，够不够分报心仪的传理系？她说够分报，我马上紧张起来，问她打算怎样？她说已经决定了，还是报传理系，所以来书展现场告诉我。我听了深受感动，由衷感谢上帝，为她能坚持理想而高兴，但我从她的经历想到，当有一个人挣扎一整年，最终坚持理想，就意味有另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可能因为有新闻工作者无辜受到暴力伤害，放弃加入这个风险高、压力大、工时长、薪酬少的行业。那一天，我的感觉就是「悲喜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