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因東北發展案和公民廣場案被判入獄的青年朋友們：

 

這個星期看關於你們的新聞時，感覺悲喜交集，喜的是終審法院看到公民廣場案量刑過重，控方提出終審法院可考慮減刑至雙學三子即時獲釋，悲的是高等法院在佔旺藐視案中重判黃浩銘入獄四個半月，比當年派狗仔隊跟蹤法官報復法院的黃陽午刑期更長，偏離司法公義。

 

終審法院還未頒布裁決，公民廣場案的量刑上訴能否得直，仍然存在變數，但從庭審過程來看，終審法院似乎認為，原審裁判官判三名被告社會服務令，這個量刑或許過於寬鬆，但沒有違背量刑原則，仍然在正當範圍之內，上訴庭一下子改為即時入獄六至八個月，是巨大的跳躍，刑事檢控專員梁卓然也承認這是巨大跳躍，所以才對終院法官說，若終院認為上訴庭判刑過重，而三名被告又已服了兩個多月刑期，可考慮減刑至讓他們當庭釋放。如果連控方律師都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三子的上訴應該頗大機會得直，就闖入公民廣場一案要返回監獄繼續服刑的機會較小。

 

當然，即使三子上訴得直，並不表示終院全盤否定上訴庭大幅加刑的做法，從終院法官對辯方律師的提問來看，終院似乎認為，假如示威者的行動涉及更大的暴力，上訴庭改判更重刑期以警效尤，也是應有的做法，示威者不能期望每次都輕判。

 

終審法院聆訊那天，當三子步出法院時，一名女士衝前向三子舉起中指，並出言辱罵他們，三子保持笑容，黃之鋒以「God bless you」（上帝祝福你）作回應，我看了這則報道很受感動，你們真的成熟了，苦難的磨練令你們變得更有氣度，也更有智慧，你們走這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社運路，將可以更持久有力。

 

高等法院就佔旺藐視案作的量刑裁決，大部份符合案情和先例，例如岑敖暉判入獄一個月緩刑一年，雖然岑是學運領袖，但法官觀看錄影帶後，認同其律師所言，他在旺角清場當天的角色較被動，和其他獲輕判的示威者無異，所以准他緩刑。不過，對於當日帶頭和原訴代理人理論、阻撓清場行動的黃之鋒和黃浩銘，法官卻分別判處入獄三個月和四個半月，黃之鋒因為認罪，刑期比黃浩銘少三份一。

 

判之鋒和浩銘入獄不是問題，但四個半月即時監禁實在過重。刑事藐視法庭的案件不是常常有，最轟動的就是當年《東方日報》總編輯黃陽午的案件，他因為報紙接連多天刊出辱罵法官的文章，嚴重影響公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以及派狗仔隊跟蹤法官，報復法官作出對報紙不利的裁決，遭高等法院判入獄四個月，上訴庭和終審法院形容這案件史無前例，案情極其嚴重，維持原審量刑。黃浩銘阻撓原訴代理人清場，只是出口術質疑其身份和合法性，積極拖延一會，並引致示威者與代理人一度對峙互罵，論違法情節和對法院威信的影響，跟黃陽午案根本不能相提並論，怎可能得出比黃陽午更重的刑期？

 

還有不到一個月便是農曆新年，之後便是立法會三區一界補選，之鋒雖然說要在監獄裡投票給周庭，但其實該考慮和浩銘一起，就刑期過重提出上訴，並向上訴庭申請保釋等候上訴，跟家人一起過年，並且為戰友助選，假如上訴失敗，再回去坐牢也不遲。我知道浩銘不怕坐牢，還想趁坐牢的時間多讀聖經多看書，早點結束坐牢日子便可安心籌辦婚事，但天下萬物皆有其時，坐牢有時，保釋有時，也不用急於朝夕。

 

寫到這裡，還沒有談到信仰分享，有點「離題」了，但要說的話實在太多，你們該能理解。既然說這星期悲喜交集，就順著這思路分享一件經歷。二○一五年七月，文憑試放榜那天，我在灣仔會展中心，出席一年一度的書展，在明報出版社的檔位值班，為自己遇襲受傷後寫的第一本書《迎鋒而立》替讀者簽名。有一位年輕的女同學買了書來簽名，她告訴我剛考完文憑試，過去一整年為著是否報讀大學的傳理系不停掙扎，按自己的興趣是很想報，希望將來當記者，但她的父母看到我遇襲受傷的新聞，覺得新聞行業很危險，不想女兒冒險，她怕父母擔憂，心裡很是為難。

 

我聽到她這樣說，便問她放榜成績如何，夠不夠分報心儀的傳理系？她說夠分報，我馬上緊張起來，問她打算怎樣？她說已經決定了，還是報傳理系，所以來書展現場告訴我。我聽了深受感動，由衷感謝上帝，為她能堅持理想而高興，但我從她的經歷想到，當有一個人掙扎一整年，最終堅持理想，就意味有另一個人或更多的人，可能因為有新聞工作者無辜受到暴力傷害，放棄加入這個風險高、壓力大、工時長、薪酬少的行業。那一天，我的感覺就是「悲喜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