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不少人研究六七暴动，均是以社会及政治等角度探讨，较少着眼于这轰动香港社会的事件与本港基督教的关系。究竟当时香港基督教会如何回应这场五十年前发生的暴动？教会在暴动期间是否能完全置身事外？暴动后，教会又如何反思自身于香港社会扮演的角色？
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宗文社）社长邢福增教授近日从历史文献中研究相关课题，发现基督教学校和机构在事件中也受牵连，其中包括左派在五十多间教会学校成立「斗委会」推动斗争、在舆论上制造斗争基督教的氛围、教会在暴动后与政府紧密合作推动社会改革等。他把初步研究结果于一个讲座中发布，同场更有《消失的档案》导演罗恩惠作回应。
图片来源：《我们必胜港英必败》大公报出版，1967
左右夹缝下的战后香港
邢福增在「动盪时代的挑战：六七暴动与香港基督教」讲座中，首先感谢罗恩惠与其团队为拍摄《消失的档案》纪录片所作的努力，让他得以再次尝试深入探讨六七暴动历史，从中发现六七暴动及香港基督教相关的历史资料，完成相关研究和文章。他亦坦言目前与此议题相关的研究只在刚起步阶段，尚有许多空白之处仍未填补，需要研究者继续努力。
邢福增以香港于地缘政治夹缝之下的处境为题，向参加者展示主导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三次于香港发生的暴动背后之政治势力与因素。他指，三次暴动背后主导的力量均有不同，包括当时国民党所代表的右派、香港本土的意识及以共产党为首的左派，战后香港的发展也因这三种势力彼此的消长与角力，并与港英殖民政府的关系，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他表示，由于中国在一九六六年起发生文化大革命，由左派所发动的六七暴动，基本上可以算是香港的文化大革命或是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于香港的延伸，并成为了香港战后历史的重要分水岭。
邢福增亦扼要地向参加者展示了六七暴动的事态发展：由六七年四月的劳资纠纷作为暴动的开始，到十二月整场暴动的缓和，在这段时间里香港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包括当年七月开始渐渐升级的暴力手段，到八月左派放火烧死商台节目主持林彬和发出一系列追杀名单到达高峰，直到十二月暴动突然缓和，而六七暴动的缓和明显地与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指示有密切关系。
「红色风暴」中的基督教学校
邢福增指出，六七暴动于当时的左派眼中是全面的「反英抗暴」斗争，因此香港所有界别在当时都是左派斗争的「战线」，动员所谓的「红线」组织进行不同领域的斗争；当时除了工人外，学生也是左派重点动员和策动的对象。另外，对左派而言，针对基督教的斗争就等于针对帝国主义，所以当时宗教斗争更加是所有斗争中的焦点，除了动员传统的左派组织之外，也有动员被称为「灰线」的非左派团体内之左派人士进行斗争。
左派利用传媒制造批斗基督教的氛围，包括在左派报章发动文宣。文章形容马礼逊父子为「披着宗教外衣的豺狼」，借医院、学校及办报进行「文化侵略」。
邢福增以六七暴动中有重要影响的吴荻舟之手写日记中提及教会及官方学校「落后」为例子，指出当时左派人士已在教会学校和官立学校里成立「斗委会」推动斗争。他又指从六七暴动期间的左派报纸，可以清楚看到左派推动斗争的一贯手法──先由《大公报》以第一波的斗争，开始以「文攻」批判基督教，刊出批评马礼逊父子和林乐知的文章和关于清末教案的文章，也指摘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以兴办教育作为其中一种手法，是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一环。
邢福增指，由于香港基督教协进会于六七年六月暴动期间，发表声明支持港英政府稳定社会秩序，也成为左派人士攻击的对象，因此有个别自称基督徒的人士投稿到《大公报》批评协基督教进会，称之为「民族败类」，并且呼吁全港基督徒支持斗争，在舆论上制造斗争基督教的氛围。
说到在教会学校策动学生成立「斗委会」或「战斗队」一事，邢福增指，当时香港各行各业均有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人员，包括在教会学校之中亦有左派人士动员学生从事斗争工作。他根据六七年的《大公报》报道，整理出当年约有五十所教会学校（包括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学生投身六七暴动之中，当中以天主教学校最多，共有廿一所天主教学校的学生参与斗争，而圣公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也有不少学校的学生于校内成立斗委会，其中不乏传统名校和大专院校。
教会学校学生也被动员参与，为数不少的教会学校（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学生纷纷被动员起来，成立了斗委会或战斗队。
邢福增表示，当年的学生斗委会主要进行斗争的方法包括发表声明和投书报章批评学校及港英政府，在学校里派发传单和张贴标语，亦会联合数间学校的学生参与学界斗委会举办的控诉大会，什至在毕业典礼中放爆竹和撒传单，不少学校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他也表示，有迹象显示，当时在各间教会学校中均有与左派关系密切、什至有后来被发现是地下党员的基督徒老师，策动学生进行斗争运动。
教会回应六七暴动
教会作为办学团体，当辖下的学校受到冲击，也无法不正视和回应六七暴动。邢福增表示，当时圣公会的白约翰会督便于六七年五月以〈致教友书〉表达对事态的关注，除了呼吁人们要遵守法律，维持社会安定之外，也因暴动由劳资纠纷引起，而希望劳资双方能共济和互相体谅；信中也特别表达了对青年人的关注。此外，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也在六七年五月下旬以全体牧师的名义发表声明，回应工潮和暴动，肯定政府维持社会稳定与关注青年问题。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呼吁成立委员会调查工潮和支持政府维持和平与社会秩序。由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出版的《基督教周报》也有发表文章回应六七暴动，不过文章基本上没有指出暴动的责任谁属，而是将暴动发生的原因与人的罪性连结，希望人能自我检讨，学习爱人如己。
左图：教会机构回应六七暴动，包括基督教协进会发声明支持政府稳定社会秩序。右图：第三十九届港九培灵研经大会仍如期举行。而举行大会的地区湾仔及加士居道，均为骚动最多之区。
邢福增特别提及于六七暴动期间，港九培灵研经大会继续如期于八月一日到八日于湾仔循道公会及八月十一至十八日于九龙循道公会举行。他不排除可能会有记录上的限制，但从现有的文字记录可见，当时的培灵研经大会内容与香港社会完全脱节，基本上没有提及当时香港社会发生的事，只有当时的主席有提过当时香港社会情况可能会影响研经大会的举行。
有别于基督教数个教派和组织的回应，当时天主教香港教区直接于辖下的《公教报》发表社论指摘左派和共产党于香港发动斗争，破坏香港法治制度。六七年五月到九月间，《公教报》一共发表了十二篇社论，直接或间接回应暴动。
邢福增根据当时基督教及天主教对六七暴力事态的言论，将教会的回应大致分类为三种：包括将社会矛盾与暴动归因于人的罪性；以「劳资纠纷」的角度切入认为双方克制便能结束暴动；以及直接将暴动与左派连结，并指摘他们破坏社会秩序。
在翻查资料的时候，邢福增找到一位路德会传教士潘文熙的博士论文，其于一九六九年底至一九七○年间向全港教会教牧和机构负责人发出问卷，提问有关香港教会「服务」的功能，其中有问题涉及六七暴动，询问暴动有否影响教会。该调查结果发现，当年有相当多教会认为六七暴动与教会并无关系，也没有影响教会服务的方向。不过邢福增指出，这份问卷调查有其统计学上的不足之处，例如将香港的大宗派教会当成一个堂会来计算，便会让人得出香港教会并不关心香港社会的印象。当时向潘文熙表示教会会因为暴动而更多关注青年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宗派，包括有天主教香港教区、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循道公会、衞理公会和圣公会等，而表示会更重视布道工作的宗派则有基督教香港信义会、循理会、九龙塘基督教中华宣道会、救世军及基督教乐道会。
暴动后进行全面反思
邢福增在翻查资料时发现，也有宗派于暴动后进行全面的反思，特别是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和天主教香港教区有相当多灵性方面的反思，认为教会应该带着信心面对恶劣的社会现况，紧守岗位，也要带着爱心面对仇恨。另外，基督教协进会在一九六八年提出暴动虽具政治因素，但同时也反映香港社会有急切的社会问题需要解决。在暴动后不少教会人士都尝试思考教会要如何参与社会，并促成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因为他们发现即便没有六七暴动，许多香港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仍然非常恶劣，因此数个基督教服务组织或工业委员会于六七暴动前后成立，希望基督教能更多参与社会，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环境和劳工的处境。
邢福增指，由于六七暴动对香港教会学校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包括不少学生参与其中，和在暴动结束后不少学生随家人移民离开香港，所以在暴动后，不少学校对当时的情况作出反思。邢福增说，圣公会的白约翰会督认为教会学校应该要特别关注学生的德性培养，而非只是训练学生应付考试，而圣公会也于一九六八年发表〈再思香港教育〉报告书，关注到香港青年所面对的问题，也反思教会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教会学校应该如何训练学生成为关心社会的公民。
另外，邢福增表示，由于教会在暴动期间发现不少青年参与其中，因此特别着重反思教会可以如何关心青年问题，例如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于一九六八年便筹划推动为期四年的「青年事工计划」，希望可以回应和关心青年工作。圣公会的陈佐才牧师于一九六八年撰写的〈基督教信息与香港的青年〉一文，分析香港青年由于香港的政治现实，尽管建立了一定的香港身份认同，也苦无改变香港现况的可能，是为香港青年的悲哀。不过他仍然认为香港的青年人是独特的，并不会只受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另外他也希望社会与教会能回应青年的需要，给予他们更多服务的机会，能参与建设香港。
邢福增说，天主教香港教区《公教报》于一九六八年发表文章，表达对因暴动而入狱的学生的关心，希望社会能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社会和对国家应有的责任，就算他们被策动进行过激的行动，但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青年人仍有被原谅的馀地。邢福增认为当年天主教香港教区对青年人的态度，也能回应今日的香港社会处境。
教会与港英政府改革的关系
在讲座最后的部份，邢福增指出，在六七暴动之后，香港社会普遍支持政府维持秩序而不支持带来动盪的共产主义，「繁荣稳定」成为了香港长期以来的「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港英政府也有意无意地利用这种心态来管治香港。邢福增认为香港教会也同样拥抱和支持殖民政府维持香港和平稳定的意识形态，支持和配合政府的相关政策，同时港英政府也愿意与教会及其他志愿团体在社会服务範畴建立「有深度参与的协力关系」，让那些志愿团体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有更多发言机会及对社会改革有更大影响力，以加快政府于六七年后推行的社会改革，也开展了香港基督教于七○年代的黄金时期，更多参与社会服务，服事及回应社会需要。
邢福增认为这种教会与政府紧密合作推动社会改革的关系，其实仍有张力存在：一方面，参与改革的教会希望对社会问题作出批判与提出革新的诉求，但同时，由于参与在殖民地政府的改革之中，教会却又成为了「繁荣安定」意识形态的一部份。
最后邢福增向在场人士提出一系列反思的问题，包括教会与政府的关系、基督徒的身份认同、基督教的社会责任、今日的香港教会是否要继续拥抱这种「繁荣安定」绝对至上的意识形态等。他认为香港教会至今仍未完成当年六七暴动后带来的反思，继续需要人们反省。
是次讲座为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庆祝成立六十周年公开讲座第一讲，十一月廿七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康本国际学术园七号演讲室举行，约二百四十人参与。
（图片由邢福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