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不少人研究六七暴動，均是以社會及政治等角度探討，較少著眼於這轟動香港社會的事件與本港基督教的關係。究竟當時香港基督教會如何回應這場五十年前發生的暴動？教會在暴動期間是否能完全置身事外？暴動後，教會又如何反思自身於香港社會扮演的角色？
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宗文社）社長邢福增教授近日從歷史文獻中研究相關課題，發現基督教學校和機構在事件中也受牽連，其中包括左派在五十多間教會學校成立「鬥委會」推動鬥爭、在輿論上製造鬥爭基督教的氛圍、教會在暴動後與政府緊密合作推動社會改革等。他把初步研究結果於一個講座中發佈，同場更有《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作回應。
圖片來源：《我們必勝港英必敗》大公報出版，1967
左右夾縫下的戰後香港
邢福增在「動盪時代的挑戰：六七暴動與香港基督教」講座中，首先感謝羅恩惠與其團隊為拍攝《消失的檔案》紀錄片所作的努力，讓他得以再次嘗試深入探討六七暴動歷史，從中發現六七暴動及香港基督教相關的歷史資料，完成相關研究和文章。他亦坦言目前與此議題相關的研究只在剛起步階段，尚有許多空白之處仍未填補，需要研究者繼續努力。
邢福增以香港於地緣政治夾縫之下的處境為題，向參加者展示主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三次於香港發生的暴動背後之政治勢力與因素。他指，三次暴動背後主導的力量均有不同，包括當時國民黨所代表的右派、香港本土的意識及以共產黨為首的左派，戰後香港的發展也因這三種勢力彼此的消長與角力，並與港英殖民政府的關係，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他表示，由於中國在一九六六年起發生文化大革命，由左派所發動的六七暴動，基本上可以算是香港的文化大革命或是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於香港的延伸，並成為了香港戰後歷史的重要分水嶺。
邢福增亦扼要地向參加者展示了六七暴動的事態發展：由六七年四月的勞資糾紛作為暴動的開始，到十二月整場暴動的緩和，在這段時間裡香港所發生的重要事件，包括當年七月開始漸漸升級的暴力手段，到八月左派放火燒死商台節目主持林彬和發出一系列追殺名單到達高峰，直到十二月暴動突然緩和，而六七暴動的緩和明顯地與中國政府的態度和指示有密切關係。
「紅色風暴」中的基督教學校
邢福增指出，六七暴動於當時的左派眼中是全面的「反英抗暴」鬥爭，因此香港所有界別在當時都是左派鬥爭的「戰線」，動員所謂的「紅線」組織進行不同領域的鬥爭；當時除了工人外，學生也是左派重點動員和策動的對象。另外，對左派而言，針對基督教的鬥爭就等於針對帝國主義，所以當時宗教鬥爭更加是所有鬥爭中的焦點，除了動員傳統的左派組織之外，也有動員被稱為「灰線」的非左派團體內之左派人士進行鬥爭。
左派利用傳媒製造批鬥基督教的氛圍，包括在左派報章發動文宣。文章形容馬禮遜父子為「披著宗教外衣的豺狼」，藉醫院、學校及辦報進行「文化侵略」。
邢福增以六七暴動中有重要影響的吳荻舟之手寫日記中提及教會及官方學校「落後」為例子，指出當時左派人士已在教會學校和官立學校裡成立「鬥委會」推動鬥爭。他又指從六七暴動期間的左派報紙，可以清楚看到左派推動鬥爭的一貫手法──先由《大公報》以第一波的鬥爭，開始以「文攻」批判基督教，刊出批評馬禮遜父子和林樂知的文章和關於清末教案的文章，也指摘基督教在中國傳教以興辦教育作為其中一種手法，是西方國家對中國文化侵略的一環。
邢福增指，由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於六七年六月暴動期間，發表聲明支持港英政府穩定社會秩序，也成為左派人士攻擊的對象，因此有個別自稱基督徒的人士投稿到《大公報》批評協基督教進會，稱之為「民族敗類」，並且呼籲全港基督徒支持鬥爭，在輿論上製造鬥爭基督教的氛圍。
說到在教會學校策動學生成立「鬥委會」或「戰鬥隊」一事，邢福增指，當時香港各行各業均有與中國共產黨關係密切的人員，包括在教會學校之中亦有左派人士動員學生從事鬥爭工作。他根據六七年的《大公報》報道，整理出當年約有五十所教會學校（包括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學生投身六七暴動之中，當中以天主教學校最多，共有廿一所天主教學校的學生參與鬥爭，而聖公會和中華基督教會也有不少學校的學生於校內成立鬥委會，其中不乏傳統名校和大專院校。
教會學校學生也被動員參與，為數不少的教會學校（天主教及基督教）的學生紛紛被動員起來，成立了鬥委會或戰鬥隊。
邢福增表示，當年的學生鬥委會主要進行鬥爭的方法包括發表聲明和投書報章批評學校及港英政府，在學校裡派發傳單和張貼標語，亦會聯合數間學校的學生參與學界鬥委會舉辦的控訴大會，甚至在畢業典禮中放爆竹和撒傳單，不少學校都受到非常大的衝擊。他也表示，有跡象顯示，當時在各間教會學校中均有與左派關係密切、甚至有後來被發現是地下黨員的基督徒老師，策動學生進行鬥爭運動。
教會回應六七暴動
教會作為辦學團體，當轄下的學校受到衝擊，也無法不正視和回應六七暴動。邢福增表示，當時聖公會的白約翰會督便於六七年五月以〈致教友書〉表達對事態的關注，除了呼籲人們要遵守法律，維持社會安定之外，也因暴動由勞資糾紛引起，而希望勞資雙方能共濟和互相體諒；信中也特別表達了對青年人的關注。此外，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也在六七年五月下旬以全體牧師的名義發表聲明，回應工潮和暴動，肯定政府維持社會穩定與關注青年問題。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呼籲成立委員會調查工潮和支持政府維持和平與社會秩序。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的《基督教週報》也有發表文章回應六七暴動，不過文章基本上沒有指出暴動的責任誰屬，而是將暴動發生的原因與人的罪性連結，希望人能自我檢討，學習愛人如己。
左圖：教會機構回應六七暴動，包括基督教協進會發聲明支持政府穩定社會秩序。右圖：第三十九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仍如期舉行。而舉行大會的地區灣仔及加士居道，均為騷動最多之區。
邢福增特別提及於六七暴動期間，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繼續如期於八月一日到八日於灣仔循道公會及八月十一至十八日於九龍循道公會舉行。他不排除可能會有記錄上的限制，但從現有的文字記錄可見，當時的培靈研經大會內容與香港社會完全脫節，基本上沒有提及當時香港社會發生的事，只有當時的主席有提過當時香港社會情況可能會影響研經大會的舉行。
有別於基督教數個教派和組織的回應，當時天主教香港教區直接於轄下的《公教報》發表社論指摘左派和共產黨於香港發動鬥爭，破壞香港法治制度。六七年五月到九月間，《公教報》一共發表了十二篇社論，直接或間接回應暴動。
邢福增根據當時基督教及天主教對六七暴力事態的言論，將教會的回應大致分類為三種：包括將社會矛盾與暴動歸因於人的罪性；以「勞資糾紛」的角度切入認為雙方克制便能結束暴動；以及直接將暴動與左派連結，並指摘他們破壞社會秩序。
在翻查資料的時候，邢福增找到一位路德會傳教士潘文熙的博士論文，其於一九六九年底至一九七○年間向全港教會教牧和機構負責人發出問卷，提問有關香港教會「服務」的功能，其中有問題涉及六七暴動，詢問暴動有否影響教會。該調查結果發現，當年有相當多教會認為六七暴動與教會並無關係，也沒有影響教會服務的方向。不過邢福增指出，這份問卷調查有其統計學上的不足之處，例如將香港的大宗派教會當成一個堂會來計算，便會讓人得出香港教會並不關心香港社會的印象。當時向潘文熙表示教會會因為暴動而更多關注青年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宗派，包括有天主教香港教區、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循道公會、衞理公會和聖公會等，而表示會更重視佈道工作的宗派則有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循理會、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救世軍及基督教樂道會。
暴動後進行全面反思
邢福增在翻查資料時發現，也有宗派於暴動後進行全面的反思，特別是聖公會、中華基督教會和天主教香港教區有相當多靈性方面的反思，認為教會應該帶著信心面對惡劣的社會現況，緊守崗位，也要帶著愛心面對仇恨。另外，基督教協進會在一九六八年提出暴動雖具政治因素，但同時也反映香港社會有急切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在暴動後不少教會人士都嘗試思考教會要如何參與社會，並促成相對公平的社會環境，因為他們發現即便沒有六七暴動，許多香港人所處的生活環境仍然非常惡劣，因此數個基督教服務組織或工業委員會於六七暴動前後成立，希望基督教能更多參與社會，改善香港人的生活環境和勞工的處境。
邢福增指，由於六七暴動對香港教會學校帶來非常大的衝擊，包括不少學生參與其中，和在暴動結束後不少學生隨家人移民離開香港，所以在暴動後，不少學校對當時的情況作出反思。邢福增說，聖公會的白約翰會督認為教會學校應該要特別關注學生的德性培養，而非只是訓練學生應付考試，而聖公會也於一九六八年發表〈再思香港教育〉報告書，關注到香港青年所面對的問題，也反思教會教育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和教會學校應該如何訓練學生成為關心社會的公民。
另外，邢福增表示，由於教會在暴動期間發現不少青年參與其中，因此特別著重反思教會可以如何關心青年問題，例如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於一九六八年便籌劃推動為期四年的「青年事工計劃」，希望可以回應和關心青年工作。聖公會的陳佐才牧師於一九六八年撰寫的〈基督教信息與香港的青年〉一文，分析香港青年由於香港的政治現實，儘管建立了一定的香港身份認同，也苦無改變香港現況的可能，是為香港青年的悲哀。不過他仍然認為香港的青年人是獨特的，並不會只受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影響，另外他也希望社會與教會能回應青年的需要，給予他們更多服務的機會，能參與建設香港。
邢福增說，天主教香港教區《公教報》於一九六八年發表文章，表達對因暴動而入獄的學生的關心，希望社會能引導他們正確地認識社會和對國家應有的責任，就算他們被策動進行過激的行動，但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青年人仍有被原諒的餘地。邢福增認為當年天主教香港教區對青年人的態度，也能回應今日的香港社會處境。
教會與港英政府改革的關係
在講座最後的部份，邢福增指出，在六七暴動之後，香港社會普遍支持政府維持秩序而不支持帶來動盪的共產主義，「繁榮穩定」成為了香港長期以來的「核心價值」和意識形態，港英政府也有意無意地利用這種心態來管治香港。邢福增認為香港教會也同樣擁抱和支持殖民政府維持香港和平穩定的意識形態，支持和配合政府的相關政策，同時港英政府也願意與教會及其他志願團體在社會服務範疇建立「有深度參與的協力關係」，讓那些志願團體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有更多發言機會及對社會改革有更大影響力，以加快政府於六七年後推行的社會改革，也開展了香港基督教於七○年代的黃金時期，更多參與社會服務，服事及回應社會需要。
邢福增認為這種教會與政府緊密合作推動社會改革的關係，其實仍有張力存在：一方面，參與改革的教會希望對社會問題作出批判與提出革新的訴求，但同時，由於參與在殖民地政府的改革之中，教會卻又成為了「繁榮安定」意識形態的一部份。
最後邢福增向在場人士提出一系列反思的問題，包括教會與政府的關係、基督徒的身份認同、基督教的社會責任、今日的香港教會是否要繼續擁抱這種「繁榮安定」絕對至上的意識形態等。他認為香港教會至今仍未完成當年六七暴動後帶來的反思，繼續需要人們反省。
是次講座為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慶祝成立六十週年公開講座第一講，十一月廿七日於香港中文大學康本國際學術園七號演講室舉行，約二百四十人參與。
（圖片由邢福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