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权司机》一戏上映前，相信只有少数人曾听闻南韩光州，更遑论对一九八○年的这段历史有所认识。诚然，我们对南韩的印象均驻足于近代的韩流文化、整容等，除了广受关注的南北韩关系，南韩本土的历史及政治局势却鲜有在港引起关注。机缘巧合下，笔者在刚过去的暑假带领一群大专生到访光州，亲身接触这段充满血泪的抗争史。面对更趋崩坏的香港，带着郁闷与无力的心情起行，这次光州之行却彷佛从迷雾中瞥见一丝光明，为笔者开启阅读历史及香港处境的新想像。

悠然的小城，血染的历史

甫抵涉光州，便感到这里俨然是自成一角的小城市，纵然市中心商店林立，但中心外的街道与房屋仍带有传统小镇色彩。经历时间的洗礼，看着这个悠然的小城市，实在想像不到当年曾发生如此血腥残酷的镇压。在当地牧者的带领下，我们到访当年抗争现场的核心地点，位于市中心的「518民主广场」及「全罗南道厅」旧址。「全罗南道厅」是当时的市政府大楼，「518民主广场」则是市政府大楼对开的圆形空地，两处地方见证着整个民主抗争的爆发与结束。「全罗南道厅」旧址内部已转变为国立美术中心，但外墙仍保留当年市政府大楼的样貌，相信正是要将这段不可遗忘的事件铭刻在光州历史上。

幸存者的见证，一生的梦魇

除了亲临现场，我们亦有幸与当年一位幸存者金先生会面。金先生是当年其中一位学运领袖，后来被判监入狱。他向我们亲述这段成为他生命重大转捩的事件，其中特别提及他亲历军队对人民的无情杀戮，见证他的伙伴之死。有学生随即询问，为何最后他得以幸免于难？金先生直白地道出，因为当时他懦弱，选择逃离现场，最终于光州市边界被捕。这个率真的回应教人始料不及，他淡然冷静的语气背后，令人不敢想像到底经历了多少的痛悔与挣扎，才能于今天果敢地承认自己当年的软弱。如此轻轻的回应，却或许是他生命中难以承受的重。

「懦弱」是他背负多年的重压，他坦承那份内疚与羞耻一直萦绕着他，什至初期出狱时比在囚期间更为痛苦。岁月没有冲走他的伤痕，纵使事过境迁，他直言自己仍有创伤后遗症，不但长期处于焦虑状态，感觉自己被监控，担心有人想伤害自己，更带有强迫倾向，期望每事皆要完美。他从容温和的外表，令人想像不到内心竟承受着如此巨大的煎熬。这些年来，他是如何走过来的？要有多强大的心灵意志才能支撑着他到今天？金先生没有再多谈，也许当中的苦涩已远非语言能承载。还幸他选择将悲痛化为行动，一直致力筹组公义与和平委员会，宣扬和守护这段重要的历史，践行当初那份对公义的执着。

抗争的抉择，难言的过去

有幸与亲历其中的见证者见面，笔者把握机会向金先生请教他如何看以武力反抗与否的问题。当年光州人民组织市民军，武装驱离军队是否合宜的一步？金先生坦言他无法回答，只是指出当时形势所迫，眼见不少同伴被杀，才迫不得已武装反抗。事实上，笔者并非期望能找到一个绝对答案，毕竟每个情形的考量与判断都不同，难以一概而论。金先生也许不知道牵涉谁人作此决定，不知道是于处于什么处境而作，但他的回应充份反映出在实际处境中的抉择永远充满挣扎与有限，旁人实难以评断。这个抉择未必是最佳的决断，但对当时的人来说，目睹身边一个个所爱的生命倒在血泊中，或许这已是最后的手段 （last resort）去保护身边同伴的性命。在生与死的一刻中，又有谁人能轻言暴力与非暴力的抉择是如此壁垒分明？

记忆的创伤，终末的应许

金先生有血有肉的分享不期然令人回看香港当下的处境，亦令笔者忆及许多脸孔，特别是在囚的义士们。目睹一个又一个抗争者被判监，心中的无力感愈发增加。金先生的生命见证正好让我们借镜如何在绝望中坚持活着，不堕进犬儒虚无中。笔者尤其共鸣于他「懦弱」的自白，皆因这种对自我过去的真诚及勇气是我们摆脱伤痛，重新出发的关键。曾遭迫害拷问的神学家沃弗 （Miroslav Volf）在《记忆的力量》 （The End of Memory）一书指出，正确地记忆是通往正义与复和的核心，不然人会被伤痛或恐惧的过去主宰，衍生报复或扭曲自我等创伤后遗症。不少人极力希望遗忘过去，但却发现创伤回忆已内化其中，挥之不去。沃弗借用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的洞见，强调治疗的前提，是人必须忍受回忆带来的痛苦，从而透过诠释记忆，将之刻写于更大的意义框架上，即是由出埃及事件和耶稣基督受难所组成的神圣记忆 （sacred memory）框架中，令记忆被基督事件的终末应许所救赎和转化，重寻崭新的眼光阅读过去及当下。当年的「懦弱」是金先生一生的梦魇，他的分享充份展露过程中的挣扎与痛苦，但同时却揭示这是不可逃避的一步。与不少香港人一样，雨伞运动于笔者而言亦是一个创伤回忆。面对接踵而来的打压，我们也许需要首先检视过去，诚实面对自我，疏理当中的记忆与情感，才能有力看清现实与真相，思索自身如何继续前行。

压迫中的和平与勇武，非此即彼？

勇武抗争与和理非非的争议一直成为近年热话，更是衍生不同路线分歧之关键因素。基督教界对此的讨论集中证成为何和平非暴力抵抗是唯一路线，并从不同观点否定勇武手段的合法性。诚然，和平非暴力抗争是群众抗争的首要考虑条件，只是笔者亦尝试以「同理心」的角度探讨勇武抗争，思索两者是否必然非此即彼。不少人视勇武抗争为「异端」，视为与信仰绝不相称，但金先生的经历却反映此问题并非如此轻易回答。面对抗争当刻的「例外状态」，日常的伦理决断也许无可避免被悬置，而被迫即时按本能作出「较差」的抉择。无疑，德性伦理 （virtue ethics）会提出只要培育个人的德性，绝对可以出现如《钢锯岭》 （Hacksaw Ridge）的主角杜斯，于战场恪守和平原则。但在此世的堕落人性中，谁能声言只有成为杜斯才是唯一抉择？光州人民为着保卫同胞，阻止更多无辜生命被杀，而选择武装抵抗，难道就不能被理解？「例外状态」下的伦理决断会否有较宽容及同情的角度去理解处境和人性？

在绝对和平主义之外，基督教伦理学其实还有更多元的论述以回应现实处境的变化。神学家奥唐纳文（Oliver O’Donovan）在The Ways of Judgment一书指出现世仍有罪恶发生，令我们不能迴避对权柄 （authority）的讨论，而权柄作为一种政治判断乃是致力于不义中捍卫共善，维系社群的和平。在此基础下，他在另一着作The Just War Revisited将武装抵御纳入实践判断的可能性中，强调当政权践踏人民基本生存权时，代表它已失去管治人民的权柄，而在一切正常手段下的判断皆失效，并处于例外状态下，得到群体认受的武装抵御就可被发起。迫使要实践这手段必然是关乎生死存亡的状况，代表正常判断已不能捍卫公义而必须在原有权柄外制止罪恶。他指出武装抵御是正常判断之特殊延伸 （extraordinary extension），但并非全无界限，而应视对方与自己一样具有人性下，辨识反抗的维度及对象，并禁止滥杀和伤及无辜。这种特殊状况的判断只是暂时性，并需受常态判决之检视，且要向公众提出论据证成整个抵抗乃符合上述之条件。

奥氏的论述绝非用以合理化战争暴行，从他为武装抵御定下不少规範性的条件即可知，他只是重申在堕落破碎的世界下，一种出于对他者的爱和责任之抵抗并非无理。光州人民的血是一种对公义的执着和同胞生命的爱之牺牲，香港亦有一班青年甘愿押上前途而捍卫我城的核心价值，难道我们的伦理判断只流于评断对错，而不能欣赏他们为他的舍己精神，并愿意与他们同甘共苦？当我们不愿见到更多流血与暴力冲突发生时，我们能对和理非非的抗争手段有更多元的探讨与想像吗？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