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權司機》一戲上映前，相信只有少數人曾聽聞南韓光州，更遑論對一九八○年的這段歷史有所認識。誠然，我們對南韓的印象均駐足於近代的韓流文化、整容等，除了廣受關注的南北韓關係，南韓本土的歷史及政治局勢卻鮮有在港引起關注。機緣巧合下，筆者在剛過去的暑假帶領一群大專生到訪光州，親身接觸這段充滿血淚的抗爭史。面對更趨崩壞的香港，帶著鬱悶與無力的心情起行，這次光州之行卻彷彿從迷霧中瞥見一絲光明，為筆者開啟閱讀歷史及香港處境的新想像。

悠然的小城，血染的歷史

甫抵涉光州，便感到這裡儼然是自成一角的小城市，縱然市中心商店林立，但中心外的街道與房屋仍帶有傳統小鎮色彩。經歷時間的洗禮，看著這個悠然的小城市，實在想像不到當年曾發生如此血腥殘酷的鎮壓。在當地牧者的帶領下，我們到訪當年抗爭現場的核心地點，位於市中心的「518民主廣場」及「全羅南道廳」舊址。「全羅南道廳」是當時的市政府大樓，「518民主廣場」則是市政府大樓對開的圓形空地，兩處地方見證著整個民主抗爭的爆發與結束。「全羅南道廳」舊址內部已轉變為國立美術中心，但外牆仍保留當年市政府大樓的樣貌，相信正是要將這段不可遺忘的事件銘刻在光州歷史上。

倖存者的見證，一生的夢魘

除了親臨現場，我們亦有幸與當年一位倖存者金先生會面。金先生是當年其中一位學運領袖，後來被判監入獄。他向我們親述這段成為他生命重大轉捩的事件，其中特別提及他親歷軍隊對人民的無情殺戮，見證他的伙伴之死。有學生隨即詢問，為何最後他得以倖免於難？金先生直白地道出，因為當時他懦弱，選擇逃離現場，最終於光州市邊界被捕。這個率真的回應教人始料不及，他淡然冷靜的語氣背後，令人不敢想像到底經歷了多少的痛悔與掙扎，才能於今天果敢地承認自己當年的軟弱。如此輕輕的回應，卻或許是他生命中難以承受的重。

「懦弱」是他背負多年的重壓，他坦承那份內疚與羞恥一直縈繞著他，甚至初期出獄時比在囚期間更為痛苦。歲月沒有沖走他的傷痕，縱使事過境遷，他直言自己仍有創傷後遺症，不但長期處於焦慮狀態，感覺自己被監控，擔心有人想傷害自己，更帶有強迫傾向，期望每事皆要完美。他從容溫和的外表，令人想像不到內心竟承受著如此巨大的煎熬。這些年來，他是如何走過來的？要有多強大的心靈意志才能支撐著他到今天？金先生沒有再多談，也許當中的苦澀已遠非語言能承載。還幸他選擇將悲痛化為行動，一直致力籌組公義與和平委員會，宣揚和守護這段重要的歷史，踐行當初那份對公義的執著。

抗爭的抉擇，難言的過去

有幸與親歷其中的見證者見面，筆者把握機會向金先生請教他如何看以武力反抗與否的問題。當年光州人民組織市民軍，武裝驅離軍隊是否合宜的一步？金先生坦言他無法回答，只是指出當時形勢所迫，眼見不少同伴被殺，才迫不得已武裝反抗。事實上，筆者並非期望能找到一個絕對答案，畢竟每個情形的考量與判斷都不同，難以一概而論。金先生也許不知道牽涉誰人作此決定，不知道是於處於甚麼處境而作，但他的回應充份反映出在實際處境中的抉擇永遠充滿掙扎與有限，旁人實難以評斷。這個抉擇未必是最佳的決斷，但對當時的人來說，目睹身邊一個個所愛的生命倒在血泊中，或許這已是最後的手段 （last resort）去保護身邊同伴的性命。在生與死的一刻中，又有誰人能輕言暴力與非暴力的抉擇是如此壁壘分明？

記憶的創傷，終末的應許

金先生有血有肉的分享不期然令人回看香港當下的處境，亦令筆者憶及許多臉孔，特別是在囚的義士們。目睹一個又一個抗爭者被判監，心中的無力感愈發增加。金先生的生命見證正好讓我們借鏡如何在絕望中堅持活著，不墮進犬儒虛無中。筆者尤其共鳴於他「懦弱」的自白，皆因這種對自我過去的真誠及勇氣是我們擺脫傷痛，重新出發的關鍵。曾遭迫害拷問的神學家沃弗 （Miroslav Volf）在《記憶的力量》 （The End of Memory）一書指出，正確地記憶是通往正義與復和的核心，不然人會被傷痛或恐懼的過去主宰，衍生報復或扭曲自我等創傷後遺症。不少人極力希望遺忘過去，但卻發現創傷回憶已內化其中，揮之不去。沃弗借用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的洞見，強調治療的前提，是人必須忍受回憶帶來的痛苦，從而透過詮釋記憶，將之刻寫於更大的意義框架上，即是由出埃及事件和耶穌基督受難所組成的神聖記憶 （sacred memory）框架中，令記憶被基督事件的終末應許所救贖和轉化，重尋嶄新的眼光閱讀過去及當下。當年的「懦弱」是金先生一生的夢魘，他的分享充份展露過程中的掙扎與痛苦，但同時卻揭示這是不可逃避的一步。與不少香港人一樣，雨傘運動於筆者而言亦是一個創傷回憶。面對接踵而來的打壓，我們也許需要首先檢視過去，誠實面對自我，疏理當中的記憶與情感，才能有力看清現實與真相，思索自身如何繼續前行。

壓迫中的和平與勇武，非此即彼？

勇武抗爭與和理非非的爭議一直成為近年熱話，更是衍生不同路線分歧之關鍵因素。基督教界對此的討論集中證成為何和平非暴力抵抗是唯一路線，並從不同觀點否定勇武手段的合法性。誠然，和平非暴力抗爭是群眾抗爭的首要考慮條件，只是筆者亦嘗試以「同理心」的角度探討勇武抗爭，思索兩者是否必然非此即彼。不少人視勇武抗爭為「異端」，視為與信仰絕不相稱，但金先生的經歷卻反映此問題並非如此輕易回答。面對抗爭當刻的「例外狀態」，日常的倫理決斷也許無可避免被懸置，而被迫即時按本能作出「較差」的抉擇。無疑，德性倫理 （virtue ethics）會提出只要培育個人的德性，絕對可以出現如《鋼鋸嶺》 （Hacksaw Ridge）的主角杜斯，於戰場恪守和平原則。但在此世的墮落人性中，誰能聲言只有成為杜斯才是唯一抉擇？光州人民為著保衛同胞，阻止更多無辜生命被殺，而選擇武裝抵抗，難道就不能被理解？「例外狀態」下的倫理決斷會否有較寬容及同情的角度去理解處境和人性？

在絕對和平主義之外，基督教倫理學其實還有更多元的論述以回應現實處境的變化。神學家奧唐納文（Oliver O’Donovan）在The Ways of Judgment一書指出現世仍有罪惡發生，令我們不能迴避對權柄 （authority）的討論，而權柄作為一種政治判斷乃是致力於不義中捍衛共善，維繫社群的和平。在此基礎下，他在另一著作The Just War Revisited將武裝抵禦納入實踐判斷的可能性中，強調當政權踐踏人民基本生存權時，代表它已失去管治人民的權柄，而在一切正常手段下的判斷皆失效，並處於例外狀態下，得到群體認受的武裝抵禦就可被發起。迫使要實踐這手段必然是關乎生死存亡的狀況，代表正常判斷已不能捍衛公義而必須在原有權柄外制止罪惡。他指出武裝抵禦是正常判斷之特殊延伸 （extraordinary extension），但並非全無界限，而應視對方與自己一樣具有人性下，辨識反抗的維度及對象，並禁止濫殺和傷及無辜。這種特殊狀況的判斷只是暫時性，並需受常態判決之檢視，且要向公眾提出論據證成整個抵抗乃符合上述之條件。

奧氏的論述絕非用以合理化戰爭暴行，從他為武裝抵禦定下不少規範性的條件即可知，他只是重申在墮落破碎的世界下，一種出於對他者的愛和責任之抵抗並非無理。光州人民的血是一種對公義的執著和同胞生命的愛之犧牲，香港亦有一班青年甘願押上前途而捍衛我城的核心價值，難道我們的倫理判斷只流於評斷對錯，而不能欣賞他們為他的捨己精神，並願意與他們同甘共苦？當我們不願見到更多流血與暴力衝突發生時，我們能對和理非非的抗爭手段有更多元的探討與想像嗎？

（圖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