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很难想像，一个以「关怀贫穷」为目标的基督教团体，竟然会劳师动众举办一个「全港十八区派饭大行动」，活动更建议大家「少吃一餐」，将省下来的钱捐给大会，让大会可以多派几个饭盒，给有需要的人。宣传海报中更写道：

「但我们相信，有大家的恻隐善心，能让此刻无数无助人士重燃生活信念，走出人生低谷。」

这些充满浪漫色彩的文宣句子，是吸睛的，也会让看的人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当再细心思考时，却发觉只是一句内容空洞的句子。主办单位可否试举出他们过去的成功例子，究竟如何能够令人由个人的一些「慈惠」行动，助人走出人生低谷，什至脱贫？况且行动中已有一个前设，就是一众「贫穷」人士的需要是「施予者」手上的一个饭盒。这种由上而下的思维，本身便是一种霸权。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些基层群体，每天根本便是在充满霸权下的香港社会挣扎求存，主办单位或参加者也许要一问自己，是否要把额外的「霸权」加诸于他们身上？并透过消费基层，为自己带来一种优越感？

香港的贫穷问题，其实在过去十年间，已有很多讨论，当中包括有不同的媒体报道，什至知名学者黄洪教授、周永新教授及顾汝德的不同着作等，又或民间团体包括新福事工协会的关怀贫穷学校及「关综联」的发声行动等，当然还有今次的主办单位——教会关怀贫穷网络。大家都曾指出，香港的贫穷问题是「结构性贫穷」，而「结构性贫穷」与社会的一连串的不公义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解决这个复杂问题，单靠「慈惠」行动，根本不能成事。我不是否定「慈惠」，而是我们在行动前要思考及要问，香港的贫穷基层究竟真正需要什么？

住屋、工作、医疗及老人福利一直是困扰着基层的问题根源。不同的团体都在不同的层面，就不同的议题为基层发声，教会关怀贫穷网络理应好好利用他们的网络关系及动员能力，带头关注香港的住屋、工作、医疗及老人福利等问题，并联合其他相关民间关注团体，为香港市民发声，争取一个更公义的社会制度，而不是这些「消费式霸权行动」。

《受压迫者教育学》的作者弗雷勒（Paulo Freire）指出，压迫者喜欢借以一种「假慷慨」来向受压迫者表示一种假「尊重」，以试图软化压迫者的权力。社会上的贫穷问题，正好提供一个平台，透过「假慷慨」施舍来实行，使这种施舍的行为能合理化。¹ 而这次「全港十八区派饭大行动」就是弗雷勒所指的「假慷慨」，因为这些慈惠式的施舍行为，会间接为政府软化因为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使政府可以继续漠视贫穷问题。因此，这些前线机构便变成了政府的帮凶，间接地成为了「压迫者」而不自知。

弗雷勒更指出压迫者会透过制造一些迷思，并存放在社会中，来维持不公平的状况。这些迷思，造成社会普遍认为贫穷人的问题，是完全因个人问题所致，与社会政策无关。弗雷勒批评，社会上对「精英」的迷思，制造出「精英阶级是乐善好施」的假象，但其实他们只是选择性地去「行善」，使人们觉得他们都尽了社会义务，并帮助社会进步；但其实说到底，这只是一场「消费」行动。参与者在行动中，以为手中「饭盒」是这些「有需要」群体渴求之物，这种由上而下之假设，就突显当中那种「霸权」思想。² 前线机构或教会对无家者的这些节期性活动或探访，正正就是满足了这种迷思而生。参加者以为自己的一次性行动，能为受压迫者带来帮助，而忘记自身在社会上，其实可能也有份制造压迫，其压迫者的身份没有因这些行动而带来任何改变。

「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六8）

公义与怜悯是需要并行。没有公义，只谈怜悯，最后可能只会变成一种「对公义盲目的爱」（justice-blind love）。这样做只会令社会人士忽略造成贫穷问题背后的真正源头——制度，更间接地令参加者成为「维稳」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