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很難想像，一個以「關懷貧窮」為目標的基督教團體，竟然會勞師動眾舉辦一個「全港十八區派飯大行動」，活動更建議大家「少吃一餐」，將省下來的錢捐給大會，讓大會可以多派幾個飯盒，給有需要的人。宣傳海報中更寫道：

「但我們相信，有大家的惻隱善心，能讓此刻無數無助人士重燃生活信念，走出人生低谷。」

這些充滿浪漫色彩的文宣句子，是吸睛的，也會讓看的人自我感覺良好；然而當再細心思考時，卻發覺只是一句內容空洞的句子。主辦單位可否試舉出他們過去的成功例子，究竟如何能夠令人由個人的一些「慈惠」行動，助人走出人生低谷，甚至脫貧？況且行動中已有一個前設，就是一眾「貧窮」人士的需要是「施予者」手上的一個飯盒。這種由上而下的思維，本身便是一種霸權。我們要知道，其實這些基層群體，每天根本便是在充滿霸權下的香港社會掙扎求存，主辦單位或參加者也許要一問自己，是否要把額外的「霸權」加諸於他們身上？並透過消費基層，為自己帶來一種優越感？

香港的貧窮問題，其實在過去十年間，已有很多討論，當中包括有不同的媒體報道，甚至知名學者黃洪教授、周永新教授及顧汝德的不同著作等，又或民間團體包括新福事工協會的關懷貧窮學校及「關綜聯」的發聲行動等，當然還有今次的主辦單位——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大家都曾指出，香港的貧窮問題是「結構性貧窮」，而「結構性貧窮」與社會的一連串的不公義制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要解決這個複雜問題，單靠「慈惠」行動，根本不能成事。我不是否定「慈惠」，而是我們在行動前要思考及要問，香港的貧窮基層究竟真正需要甚麼？

住屋、工作、醫療及老人福利一直是困擾著基層的問題根源。不同的團體都在不同的層面，就不同的議題為基層發聲，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理應好好利用他們的網絡關係及動員能力，帶頭關注香港的住屋、工作、醫療及老人福利等問題，並聯合其他相關民間關注團體，為香港市民發聲，爭取一個更公義的社會制度，而不是這些「消費式霸權行動」。

《受壓迫者教育學》的作者弗雷勒（Paulo Freire）指出，壓迫者喜歡藉以一種「假慷慨」來向受壓迫者表示一種假「尊重」，以試圖軟化壓迫者的權力。社會上的貧窮問題，正好提供一個平台，透過「假慷慨」施捨來實行，使這種施捨的行為能合理化。¹ 而這次「全港十八區派飯大行動」就是弗雷勒所指的「假慷慨」，因為這些慈惠式的施捨行為，會間接為政府軟化因為政策所帶來的影響，使政府可以繼續漠視貧窮問題。因此，這些前線機構便變成了政府的幫兇，間接地成為了「壓迫者」而不自知。

弗雷勒更指出壓迫者會透過製造一些迷思，並存放在社會中，來維持不公平的狀況。這些迷思，造成社會普遍認為貧窮人的問題，是完全因個人問題所致，與社會政策無關。弗雷勒批評，社會上對「精英」的迷思，製造出「精英階級是樂善好施」的假象，但其實他們只是選擇性地去「行善」，使人們覺得他們都盡了社會義務，並幫助社會進步；但其實說到底，這只是一場「消費」行動。參與者在行動中，以為手中「飯盒」是這些「有需要」群體渴求之物，這種由上而下之假設，就突顯當中那種「霸權」思想。² 前線機構或教會對無家者的這些節期性活動或探訪，正正就是滿足了這種迷思而生。參加者以為自己的一次性行動，能為受壓迫者帶來幫助，而忘記自身在社會上，其實可能也有份製造壓迫，其壓迫者的身份沒有因這些行動而帶來任何改變。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彌六8）

公義與憐憫是需要並行。沒有公義，只談憐憫，最後可能只會變成一種「對公義盲目的愛」（justice-blind love）。這樣做只會令社會人士忽略造成貧窮問題背後的真正源頭——制度，更間接地令參加者成為「維穩」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