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将于来年二月一日开始实施。中国视宗教为「工作」，需要「管理」，似乎已是大势所趋。说不影响一河之隔的香港，也实在说不过去。这倒让我想起民族主义日渐鼎盛的中国人的「眼中钉」之一：大日本主义（较常称为「军国主义」）。

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从九段下火车站步行数分钟，穿过象征从俗世到神域的招魂大鸟居，终于来到军国主义的表表者：靖国神社。神社门前有清晰指引，表明严禁示威活动，倒是在日本留学的朋友说过，不少中国游客都会来此地，一探究竟。但，又有多少人知道，靖国神社象征的大日本主义，曾对基督教带来什么冲击？这段历史，又对今日的香港教会有何启迪？

在宗教之上，称为「国家」的主体

一八七一年，日本政府开始推动神道国教化的政策。国家接管所有神社的祭祀活动，并视之为指导民众尊敬天皇的地方。难怪右翼学者池田立基在一九一四年于论文〈国民思想的统一与神道及佛教、基督教〉这样说：

「将皇道、神道置于超宗教的地位，既不妨碍各种宗教的存在，又使神道成为每一个帝国臣民应该遵守的唯一准则和应该服从的绝对权力。」

那么，作为日本臣民，在大日本主义开始形成并横行年代的基督教群体，面对国家宣称超然于宗教的皇道、神道，他们又有什么举动？例子多不胜数，在此只胪列数个。

一九三二年，由耶稣会创立、位于东京都的上智（天主教）大学，有三名学生在参观靖国神社时因「信仰理由」拒绝参拜，引起了广泛争议。最后东京教区第五任大主教Jean Chambon和时任文部大臣鸠山一郎交涉，得出「向『神』（即神社祭祀的「英灵」）『敬礼』只是表达爱国与忠诚之心，而丝毫没有宗教目的」的结论。可是，上智大学最终向政权屈服，校长以至全校神父与学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以平息风波。一九四四年，天主教会更派遣代表，参拜了靖国在内的三个神社。

那么，基督新教圈子又如何？一九四一年，新教卅四个宗派联合成立日本基督教团，宣誓文有云：「我们既是基督教徒，也是日本的臣民，以尽忠皇国为第一使命。」翌年，教团统理富田满更参拜伊势神宫，祈求天皇始祖的天照大神保佑。但是，新教亦有学生拒绝膺服国家神道的记录。一九二九及三○年，相继有位于岐阜县的美浓使命教会之年轻信徒，拒绝参拜常叶神社和参与招魂例祭。一九三三年，该教会又有肢体拒绝参拜伊势神宫，终于招来政界的打压。这所忠于基督的教会，后有两位牧师山中为三和伊能仓次郎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被收监，但教会宁愿被迫解散，始终没有加入上述的基督教团。

一个人可以事奉两个主的国家逻辑

天皇还是基督？在大日本主义下，原来并非一个二元问题。参考《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廿八条「在不妨碍秩序之安宁、不违背臣民义务之前提下有信教自由」，国家告诉你，两者可以同时效忠——前提是对国家神道绝对服从。我认同现代左派学者高桥哲哉在大作《靖国问题》的见解，当时的基督教界完全陷入了「神社非宗教」的圈套，令不少领袖和信徒深信「国民的义务」和「私人信仰」能够「政教分离」：既不与国家对立，又能继续当基督徒。于是，向政权表忠的「基督徒」不断劝服其他信徒，语气就如同上文提及的富田满说服朝鲜教会要参拜神社：「日本政府什么时候强迫你们抛弃基督教、改信神道了？国家要求大家做到的，仅仅是作为国民参加国家的祭祀仪式。」

这样看来，比起本土神学界喜欢用的「德国国家教会」，大日本帝国的处境可能更适用今日的香港教会。《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条文，以及当时声称「尽忠皇国为第一使命」之「基督徒」的口吻，与当今中国政府的说法，以及香江争相向政权献媚的「基督徒」，竟是如此的相似。与主张希特拉是上帝拯救的启示、弥赛亚的纳粹德国不同，大日本也好，中国也好，他们表示自己尊重基督的信仰，无意把自己与我们所信的基督混为一论。他们都说：政府什么时候强迫你们抛弃基督呢？没有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卅六条不是表明，只要不破坏社会秩序、妨碍国家教育制度，国家会保护我们正常的宗教活动吗（若仍觉得不足够，还可参考《基本法》第卅二、一四一条）？你们，只要爱国爱港，与国家站在同一阵线；你们，只要承认国家超然于基督，就能好好继续当基督徒。但是，真的可以同时事奉两位「主」吗？

先贤的话

最后，想到一段小插曲，以此为结。一九三九年一月，美浓使命教会创办人美国宣教士Sadie Weidner快要辞世，但「她的」教会因为坚拒参拜神社和崇拜天皇而备受批评，认为她作为「外人」，不能了解日本人对天皇及国家的思念与热情。对此，她是这样回应的：「你们理当把这份热情，给予那赐与生命的耶稣基督。」在这个民族国家主义膨胀的时空，先贤的声音，仍旧铿锵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