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將於來年二月一日開始實施。中國視宗教為「工作」，需要「管理」，似乎已是大勢所趨。說不影響一河之隔的香港，也實在說不過去。這倒讓我想起民族主義日漸鼎盛的中國人的「眼中釘」之一：大日本主義（較常稱為「軍國主義」）。

在東京都千代田區，從九段下火車站步行數分鐘，穿過象徵從俗世到神域的招魂大鳥居，終於來到軍國主義的表表者：靖國神社。神社門前有清晰指引，表明嚴禁示威活動，倒是在日本留學的朋友說過，不少中國遊客都會來此地，一探究竟。但，又有多少人知道，靖國神社象徵的大日本主義，曾對基督教帶來甚麼衝擊？這段歷史，又對今日的香港教會有何啟迪？

在宗教之上，稱為「國家」的主體

一八七一年，日本政府開始推動神道國教化的政策。國家接管所有神社的祭祀活動，並視之為指導民眾尊敬天皇的地方。難怪右翼學者池田立基在一九一四年於論文〈國民思想的統一與神道及佛教、基督教〉這樣說：

「將皇道、神道置於超宗教的地位，既不妨礙各種宗教的存在，又使神道成為每一個帝國臣民應該遵守的唯一準則和應該服從的絕對權力。」

那麼，作為日本臣民，在大日本主義開始形成並橫行年代的基督教群體，面對國家宣稱超然於宗教的皇道、神道，他們又有甚麼舉動？例子多不勝數，在此只臚列數個。

一九三二年，由耶穌會創立、位於東京都的上智（天主教）大學，有三名學生在參觀靖國神社時因「信仰理由」拒絕參拜，引起了廣泛爭議。最後東京教區第五任大主教Jean Chambon和時任文部大臣鳩山一郎交涉，得出「向『神』（即神社祭祀的「英靈」）『敬禮』只是表達愛國與忠誠之心，而絲毫沒有宗教目的」的結論。可是，上智大學最終向政權屈服，校長以至全校神父與學生集體參拜靖國神社，以平息風波。一九四四年，天主教會更派遣代表，參拜了靖國在內的三個神社。

那麼，基督新教圈子又如何？一九四一年，新教卅四個宗派聯合成立日本基督教團，宣誓文有云：「我們既是基督教徒，也是日本的臣民，以盡忠皇國為第一使命。」翌年，教團統理富田滿更參拜伊勢神宮，祈求天皇始祖的天照大神保祐。但是，新教亦有學生拒絕膺服國家神道的記錄。一九二九及三○年，相繼有位於岐阜縣的美濃使命教會之年輕信徒，拒絕參拜常葉神社和參與招魂例祭。一九三三年，該教會又有肢體拒絕參拜伊勢神宮，終於招來政界的打壓。這所忠於基督的教會，後有兩位牧師山中為三和伊能倉次郎因違反治安維持法而被收監，但教會寧願被迫解散，始終沒有加入上述的基督教團。

一個人可以事奉兩個主的國家邏輯

天皇還是基督？在大日本主義下，原來並非一個二元問題。參考《大日本帝國憲法》第廿八條「在不妨礙秩序之安寧、不違背臣民義務之前提下有信教自由」，國家告訴你，兩者可以同時效忠——前提是對國家神道絕對服從。我認同現代左派學者高橋哲哉在大作《靖國問題》的見解，當時的基督教界完全陷入了「神社非宗教」的圈套，令不少領袖和信徒深信「國民的義務」和「私人信仰」能夠「政教分離」：既不與國家對立，又能繼續當基督徒。於是，向政權表忠的「基督徒」不斷勸服其他信徒，語氣就如同上文提及的富田滿說服朝鮮教會要參拜神社：「日本政府甚麼時候強迫你們拋棄基督教、改信神道了？國家要求大家做到的，僅僅是作為國民參加國家的祭祀儀式。」

這樣看來，比起本土神學界喜歡用的「德國國家教會」，大日本帝國的處境可能更適用今日的香港教會。《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條文，以及當時聲稱「盡忠皇國為第一使命」之「基督徒」的口吻，與當今中國政府的說法，以及香江爭相向政權獻媚的「基督徒」，竟是如此的相似。與主張希特拉是上帝拯救的啟示、彌賽亞的納粹德國不同，大日本也好，中國也好，他們表示自己尊重基督的信仰，無意把自己與我們所信的基督混為一論。他們都說：政府甚麼時候強迫你們拋棄基督呢？沒有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卅六條不是表明，只要不破壞社會秩序、妨礙國家教育制度，國家會保護我們正常的宗教活動嗎（若仍覺得不足夠，還可參考《基本法》第卅二、一四一條）？你們，只要愛國愛港，與國家站在同一陣線；你們，只要承認國家超然於基督，就能好好繼續當基督徒。但是，真的可以同時事奉兩位「主」嗎？

先賢的話

最後，想到一段小插曲，以此為結。一九三九年一月，美濃使命教會創辦人美國宣教士Sadie Weidner快要辭世，但「她的」教會因為堅拒參拜神社和崇拜天皇而備受批評，認為她作為「外人」，不能了解日本人對天皇及國家的思念與熱情。對此，她是這樣回應的：「你們理當把這份熱情，給予那賜與生命的耶穌基督。」在這個民族國家主義膨脹的時空，先賢的聲音，仍舊鏗鏘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