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宗教改革500年以来，基督新教的发展，宗派林立，兼容并蓄，新兴信仰群体不断涌现。由于更正教的教制与天主教有所不同，不存在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就是教宗与梵蒂冈发号施令。基督教衍生的枝节多样与多元，教制与践信乃是百花齐放、各自精采。
面对日新月异的独立信仰群体兴起，教牧与信徒有时难以只凭该群体宣称的信仰来判断有否问题。现今年代，正统教会与新兴群体之间界线越来越模糊不清。当我们难以从信仰陈述或教义告白来作定论，我们可从另一方面入手，就是以「操控性」来衡量该群体是否有问题。健康的堂会，宣讲因信称义的福音乃带来恩典的释放，并非律法主义的辖制。
《走出迷雾──信仰的创伤、医治与复原》（Toxic Faith），正是一本探讨若干信仰群体偏差的教导，成为了「带有毒素的信仰」，于是这些信众把基督信仰的整全与丰富，约化为一些支配的规条，要求该群体所有成员一致服从遵守。「灵性虐待」（spiritual abuse）便是这些「带有毒素的信仰」造成的后遗症，于是有部份信徒伤痕累累带着疲惫心灵离开所属的信仰群体。
这些「带有毒素的信仰」的若干特征：领导者宣称自己拥有独特的性格、魅力、能力、知识与恩赐等；领袖往往独裁专制，不能容纳异见。信仰群体只有领袖从上至下的单向沟通，领导层根本缺乏客观的监督与制约，该群体信众必须投入排山倒海般服事，美其名为委身事奉。
参加此类堂会的信徒，年日越久，越不能真实面对人生，信仰成为了逃避现实或人生命定的工具，整个信仰生活呈现是与世隔绝的失衡。这些信徒满口属灵语言，内心却处于不安的挣扎，因为「操控性」领袖很会以罪咎感来支配他／她们。聚会、事奉、奉献与传教乃是信众不断被要求去做的事工。
这些信徒不被鼓励有独立思考与自主权，人生重大决定皆由领袖定夺，没有个人自由，信仰生活皆是「宗教集体主义」，一切要听从领袖的专制式支配。当信徒热心全情地投入该教派之聚会与事工，就会得着认同与肯定；相反，不热心参与者就会受到轻视与孤立。关系的操控，什至会使事奉者要在领袖面前争宠，可以有特殊对待，如领袖请你吃饭、能出席领袖安排之宴会等。每当信徒对群体决策有不同意见，这些疑问会被在上的视为不服从表现。信徒被教导要对现世采取敌对态度，要追求看不见的死后天堂生活。
信徒本身应享的自主权，如工作、居住或婚姻等，逐渐交由领袖包办。倘若有信徒不能忍受，出走该教派，必会受到领袖公开指责与定罪，感受与其他信徒原有关系一下子失掉，被整体视作「教外人」！信徒只要继续留于教派就有安全感，什至感到骄傲；一旦断绝关系，就要承担不必要有的罪责。出走信徒被标签为「破坏合一」、「分裂教会」、「不爱主」、「不忠于教会」等莫须有的罪名。
身处于「操控性」群体，成员确实无能为力，因为整个领导层必然听命于威权式家长，而这位领袖的领导风格与其偏执性格是难以改变的。通常「操控性」领袖是满有雄心壮志，不断有新的异象与领受，常常鞭策会众要委身达成目标。「操控性」领袖不会让信徒有任何休息空间，信徒于这些领袖心目中只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棋子。这是值得教牧与长执反省：倘若有信徒退下事奉，我们仍否继续关心与爱护这些信徒？信徒于堂会是否只有「利用」（或「使用」）的价值？教牧与长执对那些离去信徒的态度如何？
健康的信仰群体，如同卢云（Henri Nouwen）形容为供人自由出入的居所；而「操控性」堂会却是「不可离开」的重门深锁。「操控性」堂会不容许信徒接受外界教导，不鼓励信徒参与堂外任何聚会或课程，信徒只能乖乖接受其领袖的权威性教导。我们的教导才是正统与属灵，其它是次等或偏差。当信徒对有关圣经教导，提出任何健康的疑问，通常得到回应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林前八1），信徒被要求「只要信、不再问」。领袖会常搬龙门来应对不同挑战。
真福音带来真自由，「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加五1）。真教会同样是混杂罪人与圣徒的群体，真正的信仰实践绝非「操控性」，乃是在恩典里，互相尊重，自主与自由。当堂会推行事工大计时，领袖对于有信徒热心参与感到欣慰，同样对于部分信徒选择不参与，内里不会感到不满与忿怒。领袖学习要尊重信徒，而不是用各式方法来操控信徒成就堂会事工计划。
没有一位领袖或一个信仰群体一开始就是「操控性」，乃是信仰群体成长过程中，事工文化偏爱「成功神学」，堂会文化不肯定信徒独立思考，只要求「绝对顺服」，于是权力不受约制或监察机制被架空，就出现了不当的「操控性」。一旦出现结构性的操控，或个别创会领袖的权力支配，同工与信徒只能无奈地离开，这是笔者常见的真实景况。
求主帮助更多教牧与信徒辨识信仰群体常见的「权力操控」与「灵性虐待」！
（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