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宗教改革500年以來，基督新教的發展，宗派林立，兼容並蓄，新興信仰群體不斷湧現。由於更正教的教制與天主教有所不同，不存在只有一個權力中心，就是教宗與梵蒂岡發號施令。基督教衍生的枝節多樣與多元，教制與踐信乃是百花齊放、各自精采。
面對日新月異的獨立信仰群體興起，教牧與信徒有時難以只憑該群體宣稱的信仰來判斷有否問題。現今年代，正統教會與新興群體之間界線越來越模糊不清。當我們難以從信仰陳述或教義告白來作定論，我們可從另一方面入手，就是以「操控性」來衡量該群體是否有問題。健康的堂會，宣講因信稱義的福音乃帶來恩典的釋放，並非律法主義的轄制。
《走出迷霧──信仰的創傷、醫治與復原》（Toxic Faith），正是一本探討若干信仰群體偏差的教導，成為了「帶有毒素的信仰」，於是這些信眾把基督信仰的整全與豐富，約化為一些支配的規條，要求該群體所有成員一致服從遵守。「靈性虐待」（spiritual abuse）便是這些「帶有毒素的信仰」造成的後遺症，於是有部份信徒傷痕累累帶著疲憊心靈離開所屬的信仰群體。
這些「帶有毒素的信仰」的若干特徵：領導者宣稱自己擁有獨特的性格、魅力、能力、知識與恩賜等；領袖往往獨裁專制，不能容納異見。信仰群體只有領袖從上至下的單向溝通，領導層根本缺乏客觀的監督與制約，該群體信眾必須投入排山倒海般服事，美其名為委身事奉。
參加此類堂會的信徒，年日越久，越不能真實面對人生，信仰成為了逃避現實或人生命定的工具，整個信仰生活呈現是與世隔絕的失衡。這些信徒滿口屬靈語言，內心卻處於不安的掙扎，因為「操控性」領袖很會以罪咎感來支配他／她們。聚會、事奉、奉獻與傳教乃是信眾不斷被要求去做的事工。
這些信徒不被鼓勵有獨立思考與自主權，人生重大決定皆由領袖定奪，沒有個人自由，信仰生活皆是「宗教集體主義」，一切要聽從領袖的專制式支配。當信徒熱心全情地投入該教派之聚會與事工，就會得著認同與肯定；相反，不熱心參與者就會受到輕視與孤立。關係的操控，甚至會使事奉者要在領袖面前爭寵，可以有特殊對待，如領袖請你吃飯、能出席領袖安排之宴會等。每當信徒對群體決策有不同意見，這些疑問會被在上的視為不服從表現。信徒被教導要對現世採取敵對態度，要追求看不見的死後天堂生活。
信徒本身應享的自主權，如工作、居住或婚姻等，逐漸交由領袖包辦。倘若有信徒不能忍受，出走該教派，必會受到領袖公開指責與定罪，感受與其他信徒原有關係一下子失掉，被整體視作「教外人」！信徒只要繼續留於教派就有安全感，甚至感到驕傲；一旦斷絕關係，就要承擔不必要有的罪責。出走信徒被標籤為「破壞合一」、「分裂教會」、「不愛主」、「不忠於教會」等莫須有的罪名。
身處於「操控性」群體，成員確實無能為力，因為整個領導層必然聽命於威權式家長，而這位領袖的領導風格與其偏執性格是難以改變的。通常「操控性」領袖是滿有雄心壯志，不斷有新的異象與領受，常常鞭策會眾要委身達成目標。「操控性」領袖不會讓信徒有任何休息空間，信徒於這些領袖心目中只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棋子。這是值得教牧與長執反省：倘若有信徒退下事奉，我們仍否繼續關心與愛護這些信徒？信徒於堂會是否只有「利用」（或「使用」）的價值？教牧與長執對那些離去信徒的態度如何？
健康的信仰群體，如同盧雲（Henri Nouwen）形容為供人自由出入的居所；而「操控性」堂會卻是「不可離開」的重門深鎖。「操控性」堂會不容許信徒接受外界教導，不鼓勵信徒參與堂外任何聚會或課程，信徒只能乖乖接受其領袖的權威性教導。我們的教導才是正統與屬靈，其它是次等或偏差。當信徒對有關聖經教導，提出任何健康的疑問，通常得到回應是「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林前八1），信徒被要求「只要信、不再問」。領袖會常搬龍門來應對不同挑戰。
真福音帶來真自由，「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加五1）。真教會同樣是混雜罪人與聖徒的群體，真正的信仰實踐絕非「操控性」，乃是在恩典裡，互相尊重，自主與自由。當堂會推行事工大計時，領袖對於有信徒熱心參與感到欣慰，同樣對於部分信徒選擇不參與，內裡不會感到不滿與忿怒。領袖學習要尊重信徒，而不是用各式方法來操控信徒成就堂會事工計劃。
沒有一位領袖或一個信仰群體一開始就是「操控性」，乃是信仰群體成長過程中，事工文化偏愛「成功神學」，堂會文化不肯定信徒獨立思考，只要求「絕對順服」，於是權力不受約制或監察機制被架空，就出現了不當的「操控性」。一旦出現結構性的操控，或個別創會領袖的權力支配，同工與信徒只能無奈地離開，這是筆者常見的真實景況。
求主幫助更多教牧與信徒辨識信仰群體常見的「權力操控」與「靈性虐待」！
（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