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教会在发展中埋首堂务的扩展，增长迅速；如今，社会剧变带来牧养与关怀的新处境，需要急谋出路，作出变革。近年，教内因社会议题而引发的纷争，激发教会要再思社会关怀的使命，践行公义与怜悯，在社区也在社会。
信徒挣扎与疑问
「现在民间团体比教会更关心社会上的人和事，我心里什是委屈，因为这本是我们共同拥有之使命和责任。可惜教会甘心放下与人民同行的职事，在民众伤痛和香港水深火热之时却成为『消失的牧羊人』」。这是笔者早前在脸书浏览的一段分享，反映撰文者内心的挣扎与疑惑。文中还不断提问「基督徒又如何？!」感到教会在社会关怀的「隐形」，对周遭发生不公义的事情置若罔闻，只顾如常聚会，消失于人群中。
社会关怀与课题
回顾过去，教会在社会关怀的参与并不热衷，参与力度不足。根据《香港教会研究2014》，大部分的社会关怀项目均有所下调（218-219页），「上街抗议/游行」虽在2.7%回升至11.3%，但却未如2004年的16.3%；而「登报联署声明」和「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的参与，只略为微升。（参表１）
表１：参与全港性／社会关怀事工或活动的堂会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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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
2009 |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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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报联署声明 |
25.7 |
26.2 |
2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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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街抗议／游行 |
16.3 |
2.7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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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 |
-- |
1.9 |
2.5 |
另一方面，堂会对社会课题的关注（参表2），18项当中只有4项有增幅，其他均有大幅减少，例如贫穷、家庭暴力、教育及医疗，这显然是社会场景变迁的影响。最高两项「同性恋」和「极端教派」分别为64%及52%，社会公义和民主进程则有31.9%和21.9%。教会近年较集中在同性恋和新兴教派的关注方面，为公义发声与推动民主进程虽有增幅却放后一步，这反映不少堂会，担心「跟车太贴」，以策安全。
表2：关注全港性/社会课题的堂会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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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
2004 |
2009 |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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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 |
5.2 |
17.5 |
39.9 |
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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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教派 |
-- |
-- |
11.4 |
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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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义 |
18.4 |
16.3 |
18.2 |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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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进程 |
10.1 |
12.4 |
5.7 |
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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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 |
-- |
28.4 |
35.1 |
3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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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 |
-- |
-- |
12.5 |
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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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医疗融资 |
9.4 |
6.5 |
8.2 |
3.3 |
变色基督徒与激进门徒
近年，教会一度被狠批「河蟹」（意思是只顾和谐）和「坚离地」（意思是不理世情）：「对权贵奉迎，对不义政权则噤声；追求成功神学而不思教会使命的革新，喜歌舞升平却未能活出福音的使命，失掉对社会的影响力」。这些评语对作为跟随基督的门徒来说，虽压根儿不堪入耳，却是当头棒喝。斯托得在其着作《世界在等待的门徒》（The Radical Disciple） 一书对门徒一词的论述，以「激进」来形容，因为作主门徒就不能逃避服侍和委身，也不能有选择性，不付代价。相反，要明白耶稣是主，我们无从选择和挑剔，只管顺服他的权柄中；在〈不随波逐流〉一章，斯托得指出多元主义、物质主义、道德相对主义及自恋主义，正在威胁及鲸吞基督教团体；使命群体便要持守真理、坚守简樸、顺服和爱，「不要像变色龙，随着环境改变肤色，倒要成为中流砥柱，让大家看见」（18页）。的确，在威权主义的形势，「变色」容易「激进」难，谁不屈服愿付代价，才是真门徒。
心意更新与社会关怀
斯托得在另一着作《心意更新的教会》（The Living Church），指出不少信徒成为「脱鈎基督徒」（de-church），因为感到教会缺乏圣经教导、社会关怀、真正的敬拜及对外的关顾工作，以致对教会彻底的失望。他们所追求的是接近心意更新的教会，「使徒的教义、相爱的团契、喜乐的敬拜，以及外延的，持续的传福音行动」（25页）。换句话说，教会除了圣道与敬拜之外，对社会作出关怀及关顾尤为重要，否则，跟不上牧养处境的逆转，自然落入失色与变色，未能活出福音与关怀的使命。
近日，一位信徒领袖向笔者倾诉：「为什么堂会竟能对社会上发生不公义的事情置若罔闻，聚会依旧，不表关怀也不代祷，好像没有发生什么！」这正正反映信徒在面对当下剧变的政治世情，感到迷惘和无力，教会又岂能好逸恶劳而不「进场」！
社区与社会
诚然，教会践行社会关怀的场景，既是社区又是社会的层面。一间位于乡郊的堂会，眼见大财团向农民土地的不公义收购，自身也是持分者，事件不只是社区本土，也是社会大众的共同关注；处境有政治的含意，堂会需要有适合的装备和支援，随时进入公共空间，与民同行。再者，堂会经常举行社区赞美「嘉年华」，口称「耶稣爱你」的使命群体，在市民遇危难和不公义，身在何方？！
然而，对不少福音派的教会而言，社会关怀始终是社会责任而不是福音宣讲，在践行社会关怀较为强调个人的参与，多于是群体的职事之一。因此，在涉及政治关怀的课题往往裹足不前，参与否纯粹个人意愿的思维，实践显得碎片化，无怪乎不少信徒对教会在社会关怀的步履，提出「基督徒又如何？!」的迷茫。
也许，教牧人员碍于个人神学立场、性格、经验及个人取向，在带领会众回应的程度有所不同，这是可以理解。但却可以探讨参与的可能向度，借此与信徒共同寻求，不失为实践社会关怀的试金石。然而，承担不应由教牧一手包办，而可以是每一位信徒的参与，正如莱特（Christopher J.H.Wright）指出，「整体教会」（the Whole Church）强调使命是所有基督徒的职责，而非只属教牧人员或专职宣教士。其实，这也是「信徒皆祭司」的教导。
侯嘉理（Gary A. Haugen）在《公义在望》中指出，「对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言，援救受欺压的人乃是基督徒灵修生活中不可分割之一部分，只因我们分享着神的属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差派和祷告」 （169页） 。信徒的灵命在行动中默观（contemplation），培育整全的灵命，诚如潘怡蓉在《默观与行动 -- 灵命培育中的社会参与》一文的分享：「当这种默观成为基督徒随时状态，生活中的一切场景都可以经历三一上帝的临在，体验被神圣之爱转化的丰盛恩典。」
结语
回归至今二十年，社会动盪变迁，民生议题与社会政治事件频仍。回应时代的呐喊，崇拜公祷、联署声明及上街抗议等社会关怀的方式，其与现实距离的接轨，仍有待革新。
昔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与弱势同行，也勇于指责宗教的伪善；面对政权打压与拘禁，他显出温柔与坚定，回应召命。同样，教会在行动中活出真信仰，敢于迎向社会关怀的呼召。
（原文刊于第53期《使命与领导》，2017年9-10月，现略作修订）
（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执行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