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引言

香港每逢爆发大型流感或其他严重疫症，对人手本已紧绌的公立医院来说无疑是百上加斤。今年夏季流感高峰期持续爆发，情况更是危如累卵。迄今为止，已有超过200人因感染流感病逝，加上公院早已人满为患，使病人和前綫医护人员均被推向悬崖峭壁，现时公营医疗系统距分崩离析只有一步之遥。医管局增聘兼职医护人员和与私家医院合作，固然是权宜之计，但若政府和医管局对结构性医疗系统问题视若无睹，往后灾疫卷土重来时，前綫医生只会不断忙于扑火，狼狈不堪之馀，亦难以阻止悲剧的发生。

正文

大型流感或疫症的爆发，或许并不能完全归咎政府和医管局未能防範于未然，但它们理应首先在短期局限下扭尽六壬、力挽狂澜，务求令相关危机减至最低，然后在事后检讨的过程中，责无旁贷地制订和修正当时应变机制的漏洞。遗憾地，政府和医管局多年来既没有认真汲取疫症爆发的教训，亦欠缺改善恒常性医疗系统运作的诚意，终致近日流感病毒再度大举来袭时，香港各个公院毫无招架之力，前綫医生多日来均接应不暇，有部份因不堪压力的缘故已脱袍退位，另有部份不支倒下，一时三刻不能重返岗位，勉强留下来的也身心俱疲至接近临界点的地步。

在兵微将寡的情况下，很多基层病人的权益并无法得到充足的保障，他们无法负担昂贵的医疗开支，转往私家医院求医只是如同虚设的选项。换言之，他们只能怨声载道地待在公院的体系中求诊。即使有部份病人的病情被医护人员分流至紧急的类别，他们也很可能要等超过两小时才获医生诊症。在7月15日，伊利沙伯医院更被揭有被分流至紧急类别的病人等待14小时才获医生诊断，这与公院承诺的候诊时间只需30分钟相距什远。

诚然，医管局正在争分夺秒亡羊补牢，其中一项构思是诚邀衞生署辖下的医生在公馀时间前来公院襄助。这项构思的好处，是被邀请的医生本身已具备不少的门诊经验，若他们愿意鼎力相助，那对解决急症室的燃眉之急可谓不无小补。然而，他们本已公务缠身，极需充裕的休息时间，即使他们不乏扶危救困的仁心，但始终有心无力居多。况且，他们到公院熬更守夜的经济诱因欠奉，因此构思落实起来的成效存有疑窦。

此外，近日公院的内科住院病床于午夜时的占有率一直高踞不下，在7月16日更录得所有公院的内科住院病床全部爆满的数据。由医管局于7月17日重新公布相关的数据；7月20日，整体内科住院病床于午夜时的占有率只有114%轻微下跌至105%，当中以九龙中区伊利沙伯医院、新界东区威尔斯亲王医院和新界西区的博爱医院内科病床床位供应最为不足，它们不但全部在7月17日录得接近130%的内科病床占有率，其后三天均录得超过110%的内科病床占有率。

面对内科病房水泄不通的问题，院方只能在走廊设置临时病床，但走廊通道阻塞，加上医院病人成千上万，亦会带来其他安全和卫生问题。更什的是，医管局新闻稿只公布各公院内科住院病床占有率的数据，其他类别的病房的挤迫程度、有多少原属内科的病人被迫暂置在其他类别病房等其则未有提及，故此现今公院人山人海的程度到底有多严重，并不能完全透过现时公开的数据反映出来。还有，虽然医管局亦打算向私家医院购买床位，但多间私院均表示，近日它们内科和儿科病床占有率分别占八成至九成多，可以租借给医管局的床位数目实在屈指可数。

或许有些人认为，由于以上危机突然来袭，实属防不胜防，所以政府和医管局对此束手无策也无可厚非。但事实上，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公院并非今时今日才出现如斯窘境。根据医管局的统计资料，公院在去年和前年均曾录得单日超过6000人次在急症室求诊（详见表一），这比近日每天于急症室求诊人次高出数百什至千人。另外，早已在2014年，公院便曾录得单日接近6000人次在急症室求诊。

更重要的是，在2005/06至2015/16期间，每个年度也有超过200万人数于急症室求诊，求诊人次总数最低的2005/06年度也录得平均每天5500多人，而由2009/10年度起，每个年度的平均每天求诊人次突破6000人大关（详见表二）。在病床短缺方面，公院整体的内科住院病床在过往三年均已录得单日超过100%的占有率。由此可见，公院软硬件严重短缺的问题，实非一朝一夕的事，如政府和医管局有认真汲取过往的教训，定必不会酿成是次的流感危机。

医管局政策规划流于表面

追本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和医管局多年来的处理手法均与医疗政策发展的基本常识背道而驰。它们往往只争朝夕，长远人力及资源规划却流于表面，纵然偶有中兴的鸿图大计，但最后那些大计以胎死腹中的居多。比方说，在软件方面，它们并非不知公院医护人手的问题，但观乎2012/13年度至2016/17年度的统计数据，虽然七个联网的护士数目均有所增加，但这些联网的医生数目增幅全都只是杯水车薪，因而形成急症室水泄不通的常态，被分流至紧急级别的病人在2014/15年度只有75%能在服务承诺指标的30分钟或以内获诊，比2010/11年度下降了15%。

值得一提的是，公院前綫医护人员每天面对超长的工时和犹如泰山压顶的工作压力（这又增加他们医疗失误的机会），薪酬待遇却远不及在私家医院工作的同袍，加上他们要面对大量繁文缛节的行政程序，导致历年来有不少具职业野心和心灰意冷的公院前綫医护人员另谋高就，投入私人市场的怀抱，剩下的面对更严峻的处境，加上公院新聘回来的医科毕业生却又需时累积经验，形成公院诊症效率和质素不断下降的恶性循环。

在硬件方面，虽然政府多年来的施政报告也有提及增加公院的病床供应，但在实际上，由2005/06至2015/16年度，香港公院的病床总数只维持在约27000张。虽然由2010/11年度起，香港公院的病床总数连续六年录得增加，但如以2005/06与2015/16两个年度作比较，便不难发现香港公院的病床总数在十年间辗转只增加了153张（在2009/10年度更曾录得数目下降），明显比不上香港过往十二年来的约30万人口增幅，形成人均病床的数目大幅下降的问题。

由于多年来香港公营医疗系统在多方面寸步未进，故即使日后大型的启德医院得以落成，以及玛丽医院、威尔斯亲王医院、灵实医院、玛嘉烈医院和北区医院的扩建完成，那仍不足以应付日后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医疗需求，更何况有些扩建工程比原定计划完工年份延迟，对解决短期问题毫无帮助。

讽刺的是，政府并非没有足够的财政储备去大刀阔斧改革公营医疗系统，而是被因循守旧的保守心态作茧自缚，贻尽作改革的先机。其实，「香港公院和私院虽存在一定的竞争，但两者并非完全处于同一市场」¹，例如只有中产或以上的人士才能负担得起私院的高昂费用，如政府协调得宜，公营医疗系统和私营的理应可互补不足、双得益彰。

可惜的是，政府既在改革公营医疗系统方面「雷声大，雨点小」，亦在改革公营医疗系统和推动公私营医疗协作这两方面碌碌无为。私家医院碍于政府朝令夕改的政策，始终只有个别院方愿意一掷千金「尽收天下兵器」，而它们的服务对象往往是富甲一方的上流社会人士，连一般中产阶层也无从问津。

至于其他私院方面，它们有不少只是表面风光，但实际上既不能与豪华级别的私家医院相提并论，亦无法在价格上与公院竞争，形成「实际服务对象过于狭窄」²的问题，一旦遇上淡季便会惨淡经营。更大的问题，是它们无法有效分担公院的千斤重担，「什至乎一旦它们遇上医疗成本过高的病人，便会千方百计把他们送回公院，令公私营失衡的情况旷日持久下去。医管局过往曾尝试推动数个公私营医疗协作计划以改善私营失衡的问题，包括普通科门诊公私营协作计划、耀眼行动、长者医疗券试验计划券计划、流感疫苗资助计划、共同护理先导计划、协作造影、天水围基层医疗合作计划、共析计划、病人自强计划等。但是，这些计划极其量只能收一时之效，对长远地改革香港整体医疗系统并无太大的作用。」³

所以，政府实有必要在未来双管齐下，「同时改革公私营医疗系统和修正公私营医疗协作计划，令不同阶层的人士也得到恰如其分的保障。其实，政府和医管局可考虑透过恒常性补贴私院的方式，让部分无法负担高昂医疗费用的病人继续享有价廉物美的医疗服务，同时把他们分流开去，减轻公营医疗系统的沉重负担。」⁴。

与此同时，如由政府和医管局代表一众基层病人与私院协商，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定必比较高，如此一来，基层病人便不会「肉在砧板上」，任由私院「宰割」；二来，政府补贴私院的总金额有望比现时所谓的市价低；三来，营办私院的持分者亦会得到一定的经济保障，此效果在市场经济不景时尤为明显。

此外，政府一方面需继续容许自愿医保的存在，什至想办法提升中产或以上人士购买医保的诱因，另一方面则需加强对医保的监管，遏止「有供无赔」和买卖双方制造「道德风险」的寻租行为。当然，更重要的是，政府不能把自愿医保当作解决所有医疗系统问题的灵丹妙药。尤对基层人士来说，要他们购买私人市场的医保实属苛求，所以政府和医管局仍应责无旁贷地从改善公院的软硬件着手，确保他们不会因贫穷的缘故而被排除在获得合理医疗保障的机会。

但无论如何，长期以来，公院急症室被滥用的情况非常严重，例如在2015/16年度中，有近三份之二的求诊症仅属次紧急和非紧急的类别⁵，这亦为公院带来不合理的沉重负担。故此，政府宜设立奖罚分明的制度，一方面确保基层人士也得到合理的医疗保障，另一方面制订具阻吓力的滥用急症室刑罚，例如一年内三次被分流至次紧急和非紧急类别的求诊症者须被追讨全数医疗成本和另缴罚款，让亟待救援的人不会因别人的自利行为而雪上加霜。

注释：
1. 关卓凌、《香港01》倡议组：〈公立医院百病丛生　医疗资源须更好分配〉，《香港01》，2017年7月24日，页A04。
2. 同上。
3. 同上，页A04-A05。
4. 同上，页A05。
5. 关卓凌、《香港01》倡议组：〈三分二求诊者非急症〉，《香港01》，2017年7月24日，页A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