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二○一二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对中国民主人权的无私奉献实在不用多说。他本可无风无浪在中共专政下当一位大学教授。然而，他选择了一条承受残酷迫害的不归路；这不禁让我想起中大国是学会的一句话：「书声出骨气，国是寄心魂」。在他身上看见读书人的风骨气节，再阅读刘晓波：〈在狱中重读《狱中书简》〉¹一文会察看到刘晓波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基督宗教徒，他比基督徒更像基督徒，他对信仰的理解以至实践都相对于部份香港教牧领袖犹胜多筹。若果能细读刘晓波：〈在狱中重读《狱中书简》〉一文，不知自称基督徒的我们会否因而感到羞愧？

 

《狱中书简》是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一本重要的着作，他成为殉道者的标记。潘霍华提出「受苦的上主」，并且以「及龄的世界」来借此探讨现世基督教之问题。因此，他说：「而唯一达到忠实的道路，是认清我们在这世上必须过着好像上帝不存在的生活。这正是我们所能看见的——在上帝面前！于是，这及龄（长成了）的世代迫着我们诚实地去认清我们与上帝面对面的处境。上帝正在教导我们，有没有他同在时仍要好好生活。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可十五34）。这位使我们生存在这世界上，让我们不需以他为运作假设的那位上帝，也就是我们得以永远站立在他面前的上帝。」²

 

潘霍华不是不信上主，反而透彻地指出「非宗教的基督教」之意义，即是基督教信仰必须离开宗教框框才能与上主相遇。因基督徒蒙召是被上主邀请与基督一同受苦，为着他者而活，所以，我们信徒不能不关心这个世界。《狱中书简》道出潘霍华的神学观，而且，他实践在生活中。在二次大战时期，潘霍华没有留在美国苟且偷生。相反地，他回到德国对抗纳粹主义，什至被囚以至处决于浮生堡集中营（Flossenbürg concentration camp）里。

 

刘晓波〈在狱中重读《狱中书简》〉，也写出一篇刘晓波的《狱中书简》。在二○○三年刘晓波表示：「虽然我不是信徒，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基督教」，因他从基督教中让他领受到「尽管自己生长在毫无宗教背景的无神论文化之中，但自己并非无可救药，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是有宗教性虔诚，那种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怀常常令我感动不已。」³

 

刘晓波对基督教之情怀可追溯到一九九八年〈在狱中重读《狱中书简》〉一文，我所指的情怀非止于政治上的意识形态，乃是在基督的犠牲里，他看见一位受苦的基督，而这位甘愿犠牲的基督带来了人类的盼望，亦因上主的爱是满有公义，在公义中看见饶恕，而非那些伪善式或宗教式的「滥爱」和「没有意义的饶恕」。⁴因此，他在盼望中看见抗争的可能性和意义。正如刘晓波的《狱中书简》表示：「耶稣的实在性必将证实人在本质上是『希望着的存在』，而非徒劳的幻觉性存在。无论在失败还是苦难或死亡的面前，人的希望都将对自身做出终极的肯定。」⁵在我所看，刘晓波彷佛跟潘霍华及其《狱中书简》相通了，他们同样在基督里选择受苦和被迫害的道路，但非视敌人为敌人，⁶乃是追随基督；在「愿上主国降临」之盼望中，承担向社会黑暗面说真话，而付出作门徒的代价。

 

对我而言，潘霍华所指「非宗教的基督教」，就是在问什么是基督教？我借刘晓波之语为简单答案：「圣子的神人两重性才是道成肉身的真正意义。只有神性的耶稣是对上帝恩典的歪曲，而无人性的耶稣则是无视上帝的爱和悲悯。那种以侍奉神的名义而对人间悲剧的冷酷和怯懦，更是对上帝的背弃。唯有同时具有神性和人性的圣子，才能既怀有对神圣价值的敬畏，也怀有对尘世价值的人道主义关切，爱神和爱人的一致才是上帝恩典的力量之所在。」⁷

 

刘晓波对香港教会处境可谓一窍不通。然而，这段话犹如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教会的荒谬。在香港经常所说的传福音；已失去了福音的灵魂，福音成为一种交易式的信仰：「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者下地狱。」而信仰走向私人化的祈福党，以及立竿见影的灵验和果效。在这种的福音下，已看不见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身影和意义，这实在既可笑亦可恨。现在所谓传福音的内容和目的，只教人如何沉醉在宗教内的堕落。当大家小心察看，不难发现香港有一些知名牧师、教会领袖、名人信徒等，装着谦卑的外表；却常带着信耶稣的光环与圣经金句显示自身与别不同；并在一大堆呕心兼「无厘头的凡事感恩」教会文化下，暴露出「奴才式拍马屁」文化，在向往权力与金钱的同时，并视之为上主的祝福（在此简称为「成功神学」）。如此这般，基督教再看不见了「他者」，也没有道成肉身的耶稣，只存在宗教化下「吃人的礼教」的基督教。

 

或许这是时候从刘晓波的遭遇和刘晓波〈在狱中重读《狱中书简》〉一文来再思潘霍华所指「非宗教的基督教」，再次认真地追问什么是基督宗教？亦正因为如此，本文刻意不尝试去问教会、信徒可以为刘晓波做什么。因为在不少宗教化下的香港教会，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可能只属另一种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