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二○一二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對中國民主人權的無私奉獻實在不用多說。他本可無風無浪在中共專政下當一位大學教授。然而，他選擇了一條承受殘酷迫害的不歸路；這不禁讓我想起中大國是學會的一句話：「書聲出骨氣，國是寄心魂」。在他身上看見讀書人的風骨氣節，再閱讀劉曉波：〈在獄中重讀《獄中書簡》〉¹一文會察看到劉曉波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基督宗教徒，他比基督徒更像基督徒，他對信仰的理解以至實踐都相對於部份香港教牧領袖猶勝多籌。若果能細讀劉曉波：〈在獄中重讀《獄中書簡》〉一文，不知自稱基督徒的我們會否因而感到羞愧？

 

《獄中書簡》是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一本重要的著作，他成為殉道者的標記。潘霍華提出「受苦的上主」，並且以「及齡的世界」來藉此探討現世基督教之問題。因此，他說：「而唯一達到忠實的道路，是認清我們在這世上必須過著好像上帝不存在的生活。這正是我們所能看見的——在上帝面前！於是，這及齡（長成了）的世代迫著我們誠實地去認清我們與上帝面對面的處境。上帝正在教導我們，有沒有祂同在時仍要好好生活。與我們同在的上帝，就是離棄我們的上帝（可十五34）。這位使我們生存在這世界上，讓我們不需以祂為運作假設的那位上帝，也就是我們得以永遠站立在祂面前的上帝。」²

 

潘霍華不是不信上主，反而透徹地指出「非宗教的基督教」之意義，即是基督教信仰必須離開宗教框框才能與上主相遇。因基督徒蒙召是被上主邀請與基督一同受苦，為著他者而活，所以，我們信徒不能不關心這個世界。《獄中書簡》道出潘霍華的神學觀，而且，他實踐在生活中。在二次大戰時期，潘霍華沒有留在美國苟且偷生。相反地，他回到德國對抗納粹主義，甚至被囚以至處決於浮生堡集中營（Flossenbürg concentration camp）裡。

 

劉曉波〈在獄中重讀《獄中書簡》〉，也寫出一篇劉曉波的《獄中書簡》。在二○○三年劉曉波表示：「雖然我不是信徒，但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基督教」，因他從基督教中讓他領受到「儘管自己生長在毫無宗教背景的無神論文化之中，但自己並非無可救藥，自己的靈魂深處還是有宗教性虔誠，那種博大的深刻的宗教情懷常常令我感動不已。」³

 

劉曉波對基督教之情懷可追溯到一九九八年〈在獄中重讀《獄中書簡》〉一文，我所指的情懷非止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乃是在基督的犠牲裡，他看見一位受苦的基督，而這位甘願犠牲的基督帶來了人類的盼望，亦因上主的愛是滿有公義，在公義中看見饒恕，而非那些偽善式或宗教式的「濫愛」和「沒有意義的饒恕」。⁴因此，他在盼望中看見抗爭的可能性和意義。正如劉曉波的《獄中書簡》表示：「耶穌的實在性必將證實人在本質上是『希望著的存在』，而非徒勞的幻覺性存在。無論在失敗還是苦難或死亡的面前，人的希望都將對自身做出終極的肯定。」⁵在我所看，劉曉波彷彿跟潘霍華及其《獄中書簡》相通了，他們同樣在基督裡選擇受苦和被迫害的道路，但非視敵人為敵人，⁶乃是追隨基督；在「願上主國降臨」之盼望中，承擔向社會黑暗面說真話，而付出作門徒的代價。

 

對我而言，潘霍華所指「非宗教的基督教」，就是在問甚麼是基督教？我借劉曉波之語為簡單答案：「聖子的神人兩重性才是道成肉身的真正意義。只有神性的耶穌是對上帝恩典的歪曲，而無人性的耶穌則是無視上帝的愛和悲憫。那種以侍奉神的名義而對人間悲劇的冷酷和怯懦，更是對上帝的背棄。唯有同時具有神性和人性的聖子，才能既懷有對神聖價值的敬畏，也懷有對塵世價值的人道主義關切，愛神和愛人的一致才是上帝恩典的力量之所在。」⁷

 

劉曉波對香港教會處境可謂一竅不通。然而，這段話猶如一針見血地指出香港教會的荒謬。在香港經常所說的傳福音；已失去了福音的靈魂，福音成為一種交易式的信仰：「信耶穌得永生，不信者下地獄。」而信仰走向私人化的祈福黨，以及立竿見影的靈驗和果效。在這種的福音下，已看不見主耶穌道成肉身的身影和意義，這實在既可笑亦可恨。現在所謂傳福音的內容和目的，只教人如何沉醉在宗教內的墮落。當大家小心察看，不難發現香港有一些知名牧師、教會領袖、名人信徒等，裝著謙卑的外表；卻常帶著信耶穌的光環與聖經金句顯示自身與別不同；並在一大堆嘔心兼「無厘頭的凡事感恩」教會文化下，暴露出「奴才式拍馬屁」文化，在嚮往權力與金錢的同時，並視之為上主的祝福（在此簡稱為「成功神學」）。如此這般，基督教再看不見了「他者」，也沒有道成肉身的耶穌，只存在宗教化下「吃人的禮教」的基督教。

 

或許這是時候從劉曉波的遭遇和劉曉波〈在獄中重讀《獄中書簡》〉一文來再思潘霍華所指「非宗教的基督教」，再次認真地追問甚麼是基督宗教？亦正因為如此，本文刻意不嘗試去問教會、信徒可以為劉曉波做甚麼。因為在不少宗教化下的香港教會，這個問題對他們來說可能只屬另一種荒謬。